爱华网一个月前，一个现在正在以色列留学、一个85后、也是一个所谓的“富二代”突然在网上问我：你们采访过美的吗?觉得它怎么样?他说，他刚给来中东考察的美的老总当了几天的希伯来语翻译，并很快被获邀让他加入美的。这份邀请让这个年轻人心有所动。“我爸爸公司太小了，得不到锻炼，我需要去大公司看看别人是怎么发展的，这样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公司10多年来还那么小。”
不过，这个有志向的年轻人不是本文标题里要说的“这一代”。而是——接下来我八卦地问他：哪个美的老总去了以色列呀?他说：何享健。
对话框里的“何享健”三字让我稍有意外。几个月前何将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之职出让给方洪波，而且这段聊天发生的时候，本刊正决定将本年度“影响力榜”的终身成就奖授予何享健，于是其时我单方面陷在何已半退的错觉中。那一刻我知道我错了。跟其他诸多“第一代”一样，何享健的一大部分精力正倾注在海外市场的考察与开拓中。曾经的“终身成就奖”任正非、张瑞敏是这样，今天其他的多位上榜者，包括跟何同获终身成就的马蔚华、还有退居董事长而常年奔波于海外的侯为贵也是这样。
你可能会说，不就国际化吗，都说了多少年了!可是我要说的是——你意识到了吗，在全球百年商业史中，当一个国家现代商业力量刚开始崛起时，像中国企业这样，在第一代手上就被速速带往海外的，不多。小国(像日本、以色列、北欧小国)因为国内市场太小，一开展生意必然是全球性的，但对于大国公司而言，第一代就被迫要走向海外，在以前没必要、也少见，这是全球化对于创始人的残酷挑战。且不说福特通用这些老美国制造企业的创始人不用过这个坎，甚至被视作全球化产物的沃尔玛的创始人，也没遭遇到类似挑战。1992年，沃尔玛在创业二三十年后才进军墨西哥，这是沃尔玛第一个海外市场，而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也恰好在这一年辞世。印度那些根基很深的家族企业，如塔塔，也是在传承延续了100多年后，才开始国际化之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对于创始一代来说，他们闯过创业路上数关，在本土市场上催开出了自己的商业奇葩，已殊为不易，而要再引领企业上一个格局，这格局关乎视野、战略、人力、管理、文化气质，几乎要求创始人要将自身脱胎换骨大半个，而且烈士暮年，精力体力难免下降(商业也是个体力活儿呀!)，真是难。所以华为这样一家通信制造企业，在创始人领导下能将海外营收做到占比70%以上，确乃奇迹。
如果说像侯为贵、何享健等70岁左右的老人，是在为中兴和美的的国际化探路试水，不一定能享其大成，那么对于马云、张近东、李书福等这些更年轻的四十来岁的“第一代”来说，国际化是判其下半场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最后使命”其二，当然是第一代能否安排好恰当的交接班。这是在任何时空下都在挑战和煎熬企业领导人的艰难话题。而据我了解，很多在上世纪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不管情愿或不情愿，都走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时间，压力很大。“这一代”的最大使命是否达成，还要靠“下一代”——如本文开头的那位85后来反证。
你看，若干年前，我们还常把“改制”列为第一代的重大甚至最终使命，现在，我们在更多的谈论一些更符合正常商业规律的话题。所以，中国商业或多或少进步了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