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行 刘永行与肖亚庆的重工业化较量



 近年来,“China”一词如烈马般冲撞着很多外国人的视野。他们既叹其速度之迅猛、又恐其脾性之难以掌控,于是产生震惊、甚至暗藏警惕。

   2008年2月1日上午,在英国伦敦的四季酒店,一位面色清峻的中国企业家,对媒体宣布了一条震动全球矿业市场的消息:中国铝业公司已经通过设立在新加坡的全资子公司,联同美国铝业公司,以每股60英镑的价格拥有力拓在英国的上市公司12%的股份,交易总对价达到140.5亿美元。这笔交易是迄今为止交易金额最大的股票交易项目,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

   这又是一条典型的“中国扩张论”新闻。在很多外国媒体眼中,这位叫肖亚庆的年轻中国企业家,是一位典型的“红顶商人”——他不仅是中国超大型国企中国铝业公司的掌舵者,更是新一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国,享有这一项政治殊荣的大型国企领导人并不多。有人认为,肖亚庆其实代表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他充当的是这个国家进行全球资源争夺战“急先锋”的角色。

   与此次备受关注的高调收购相比,一年以前的一条相关消息则显得低调得多:2007年3月30日至4月7日,东方希望铝业考察团在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带领下,赴澳大利亚的珀斯、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等地,对美国铝业和力拓集团在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厂、氧化铝厂、电解铝厂和铝材厂分别进行了考察。刘永行称,为了开拓视野,寻找重化工项目先进的管理标准、提高管理水平,特组织了此次对世界优秀铝业公司的考察学习活动。

   刘永行和肖亚庆,本来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刘永行出生于1948年,肖亚庆出生于1959年,前者比后者整整大了10岁;刘永行原来是四川省新津县一个穷小子,曾经靠摆摊修理无线电修为生,而肖亚庆从小生长于繁华的京城,在受过良好的教育后进入了国企工作;最重要的区别,刘永行是尝尽艰辛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而肖亚庆是荣光无限的大型国企领导人……

   本世纪初,在中国一轮重工业化浪潮中,两条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生轨迹开始交叉,暗中或者还间接对抗,并有了互相映照的可能。细究刘永行和肖亚庆的人生轨迹,会发现它们有过三处交叉的地方:四川是他们崛起之地;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台是他们人生的巅峰;矿产丰盛的澳大利亚更是他们翘首相盼的地方。

 

各行其道

   持续增长崛起的中国经济,让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动作愈来愈迅猛,肖亚庆既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2008年1月30日晚,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正在进行当中。当肖亚庆走上领奖台时,神色却显得有点过分冷静甚至飘移——因为有更重大的事情压在他心头。

   一走下领奖台,肖亚庆便立即赶回公司,召集公司高层连夜开会。第二天一早,他又出现在飞往英国伦敦的班机上。在接下来的20多个小时内,肖亚庆和他的团队几乎彻夜未眠。宣布并购消息的当天,肖亚庆甚至丧失了食欲,全天仅吃了一碗面条。

   但他却对全球那些丰富的矿产资源表现了旺盛的胃口。这次上千亿人民币的收购案,肖亚庆和他的团队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跨国公司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繁杂工作。速度背后隐藏着的是巨大的压力,这份压力来自于正在进行的全球矿业第一大并购交易——必和必拓(BHPBilliton)对力拓的收购案。

   资料显示:必和必拓公司成立于1885年,总部设在墨尔本。公司在澳大利亚、伦敦和纽约的股票交易所上市。目前,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矿业集团,也是全球第三大铁矿供应商;力拓矿业集团于1873年在西班牙成立,总部设在英国,是一家英国和澳大利亚双重上市的公司。力拓集团是全球第二大铁矿石供应商,目前也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商。

   一旦两家公司合并成功,估计公司总市值能达到3820亿美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铜、铝生产商,并在煤炭、锌、钻石等行业同样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矿业超级霸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矿产资源消耗巨大却缺乏议价能力的国家来说,寡头垄断是一种巨大的威胁。据资料称,中国铝的产能占到世界30%,但是资源量只占到全球资源的3%。这种严峻的现实,自然引发中国的不安和阻击。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铝不仅仅代表着自身企业的利益,也更多地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作为近年来盈利能力超强的中国大型国企的掌舵者,肖亚庆自然成为这场资源争夺战的最佳“阻击手”。

   与高调的肖亚庆相比,同样觊觎“大好河山”的刘永行却只能选择沉默潜行。他近年来小心收藏好的重工业化之梦,仍然在东方希望集团的网页上泄露了痕迹。企业新闻一栏上遍布着相关的新闻:2008年3月25日,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到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视察;2008年元月下旬,权威机构评出了17家2007年度有色金属行业AAA级企业,东方希望集团名列其中;2008年2月20日至22日,东方希望集团首次重工业工作会议在河南省渑池县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公司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拓展集团重工业发展思路,总结经验,建立重工业管理标准;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07年12月17日消息,截至11月底,另据了解,东方希铝1—11月入库各种税费已突破5亿元,并名列“2006年度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第12名;2007年9月30日,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氧化铝项目一、二期扩容工程正式投产……

   一个昂首阔步,一个衔枚疾行。目标一致,风格迥异。

 

对垒叫阵

   刘永行为首的“游击队”,也曾向肖亚庆率领的“正规军”对垒叫阵。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中国铝业便是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之一。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1.73%。

   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泾渭分明,中间是难以跨越的楚河汉界。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却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革命运动。

   2002年10月,刘永行移师包头,成立了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2008年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2003年7月,刘永行又联合其他3家股东,在三门峡市渑池县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进入电解铝业的上游——氧化铝,项目预计总投资近45.9亿元;另外,他还和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唐山建龙钢铁的张志祥一起,准备在宁波大炼钢铁;2003年7月,刘永行甚至联合万向集团等13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合组公司,准备踏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氧化铝厂。

   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孤注一掷,自然引来了以郭声锟、肖亚庆领航的中国铝业公司的阻击。

   在铝业里有一句行话:“得氧化铝者得天下。”正因为中铝对氧化铝的垄断,造成了刘永行在包头投资的电解铝生产长期受制于人,为了打通产业的上游环节,刘永行贸然进军氧化铝行业,在三门峡投资氧化铝项目。

   据说,刘永行为了安抚中国铝业公司,曾经打算给其三门峡项目30%的股权,但这和中铝取得控股权的企图相去甚远。双方不欢而聚。肖亚庆的前任、原中铝董事长郭声锟对此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据东方希望集团透露,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这意味着该项目处迫搁浅。

   据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币信贷规模达1.78万亿元,已经接近于2002年全年的水平,与2003年全年1.8万亿元的调控目标近在咫尺。在高达31.1%增速的投资中,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总金额只有1848亿元,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总金额却高达13224亿元。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家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投资过热的政策。

   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2004年初,铁本集团的戴国芳撞在了“枪口”上,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其后,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也被迫下马,最后让国有企业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而早在2003年底,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项目便已经被叫停。

   由于这些项目前期投资的20多亿,都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因此才逃离了灭顶之灾。

 

 刘永行 刘永行与肖亚庆的重工业化较量

殊途同归

   缘自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浪潮,如同一股暖流,冲击着十年文革所形成的坚冰。1980年代初,“停薪留职”开始成为国企减少冗员的一种有效手段。受此浪潮影响,正“不甘寂寞”的刘家四兄弟毅然从单位里出来。老大刘永言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块手表,老二刘永行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兄弟四个凑了1000元办起了孵化场。

   而刘永行正在为生计绞尽脑汁的时候,青年才俊肖亚庆正在位于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学习;1981年12月,刘永行正在寒冷的街头摆摊吆喝时,肖亚庆幸运地站到了鲜红的旗帜下宣誓入党;刘永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四处兜售自己鹌鹑蛋时,大学毕业后的肖亚庆顺利地被分配到当时的军工企业——东北轻合金加工厂。

   此后的6年,肖亚庆的经历简单得可以用“一帆风顺”来概括——他从工程师陆续升任副科长、科长、总工程师等职。而始终被创业危机笼罩的刘永行,数年时间一直处于拼命的状态。为了卖掉鸡苗,刘永行成天沿街叫卖,自己幼时受伤的右腿因为使用过度从而失去根治的可能。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幻听,满耳都是一片叽叽喳喳的小鸡叫声。

   1990年代末,是刘永行和肖亚庆大展掌脚的时候。在那几年,被国家领导人认为是“意外之喜”的私营企业继续蓬勃发展,并一度和国有企业形成平分秋色之势。而被寄以厚望的国企改革却踏入泥沼地难以自拔。

   1995年,刘氏家族对希望集团进行了产权划分。刘永行把自己的东方新希望集团总部从成都搬到了上海。刘永行此时对饲料业已经兴趣阑珊,一直在寻找与其相关的第二主业。从1996年起,刘永行就开始暗暗关注重工业中的每一个产业,汽车、钢铁、石油、轮胎、造纸、化工等他全部考察过。在当时国退民进的浪潮之下,刘永行甚至有机会收购了山东的一家铝厂。在刘永行的产业划分中,东方新希望的产业为三块:饲料行业、重工业、投资板块。

   2001年,刘永行成为《福布斯》杂志当年度中国大陆的首富。第二年,刘永行又登上“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的颁奖台。

   1998年,根据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企前一年度会计报表抽查结果显示: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用“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来形容自己肩负的巨大压力,他所提出的“用三年时间让国企摆脱困境”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样是国企面临的困境,让肖亚庆也迎来了他改变人生的重大转折。1999年6月,在刘永行离开四川4年后,肖亚庆却被调到了这里,担任西南铝加工厂厂长。他面对的是一个已连续9年累计亏损16.29亿元、年产量只有7万吨左右的老国有企业。肖亚庆抓住国有企业债转股的良机,并利用自身所长进行了积极的技术创新,仅仅在一年便扭亏为盈。

   面对国企困境难题,刘永行与肖亚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选择。在当时,以刘永行等为代表的国退民进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热潮;而受体制所限,以肖亚庆此类以国有企业经理人身份进行的脱困改革,能够成功的并不多见。不过短短数年后,以郎咸平为首的学者们开始对前者大加鞭笞,而对后者激赞不已。这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政府经济改革的方向。

 

云泥之别

   正当刘永行们为生存苦苦挣扎之际,在肖亚庆领导下的中铝,却在经历短暂的低迷后,开始突飞猛进。2006年,拥有完善产业链的中铝营业额大幅增长,达到1055亿元,利税超过300亿。销售增长率在千亿资产以上的国资委直属央企排名中,中铝高居第一。

   荣光备至。2007年10月,年仅48岁的肖亚庆当选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而5年之后的2008年1月30日,肖亚庆又步刘永行后尘,登上了“CCTV中国2007年度经济人物”领奖台。

近年来,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似乎触手可及的梦想。但理想的阳光往往照不进现实。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华为收购3COM等企业巨头海外之旅纷纷搁浅,而TCL、宏基等企业的海外收购也在高调开始后黯然收场。

   但肖亚庆对此似乎毫不畏惧。在主政后,肖亚庆一直极力推进“多金属、国际化”战略:在澳大利亚,中铝签订了5亿吨铝土矿的开发权;在越南,中铝获得2亿吨铝土矿开发权;在几内亚获,中铝获得了十几亿吨的铝土矿勘探权,以后可能可以变成采矿权;2007年8月,中铝公司投资8.6亿美元控股了金属储量达到1300万吨的特大型铜矿秘鲁特罗莫克铜矿;另外,中国铝业正计划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开发一个铝土矿项目,耗资26亿美元,这将是中国矿业企业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之一……这些资源,可以保证中铝在50年甚至100年内资源不会成为问题。

   当肖亚庆宣布中铝收购力拓12%股份的消息后,在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也不乏担忧的目光。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钢铁联盟对这次收购表示了不满,认为“有国家利用国有资产进行收购并试图主导某些产业,这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

   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质疑,肖亚庆一再解释称,此笔投资纯粹是公司的主意,中国政府并未插手。但是,国外多数观察人士的直接反应是:此笔投资是中国方面加大必和必拓收购力拓计划的难度、甚至阻止该计划的举措之一。甚至有人如此奉劝中铝的竞争对手必和必拓公司:“你不是在和一个企业作对,你是在和一个国家作对。”

   相比之下,刘永行们要艰难得多。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一书的末章,他对刘永行一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表达了心痛之情:“相对于国有资本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贡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舛。它们从草莽间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扶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时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吴晓波进一步质疑:“垄断当然能产生效益,就好像集权能够带来效率一样,但垄断和集权并不能与市场化的、公平的商业制度并存。”

   无须质疑,肖亚庆是一位年轻、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领导人。从中铝董事长到省府高官,也许他也会和自己的前任郭声锟一样,踏上光辉的仕途。但这不妨害我们假设:站在伦敦四季酒店宣布收购力拓公司股份的人,如果不是肖亚庆,而是刘永行,会不会更令人欣喜?

冯仑在其新书《野蛮生长》中写道:“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这是明智话、更是沉痛语,像刘永行一样坚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会长久地屈从于这一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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