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宁走进他那间堆满书和杂志的办公室，顺手把办公桌上堆得可以遮挡视线的杂志和打印资料往旁边一推，然后在桌后坐了下来，问：“怎么了？很乱吗？”他似乎对自己凌乱的办公室和访客的惊讶早已习以为常。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楼内大厅中，摆放着这个实验室近些年的重大成果介绍，从上面可以看到李宁的照片和他的研究成果。不过他总是同牛、猪或者羊合影，因为那代表着他的成就。作为中国在育种和克隆转基因方面最顶尖的科学家，李宁是这栋楼内最繁忙的人之一。 1962年，李宁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医师家庭。他的父母认为由于出身不好，可能会使得李宁在炎热和蚊虫丛生的农村度过一生，因此要求他从8岁起就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学会简单的谋生技巧。但是李宁却在那种糟糕的教育环境下16岁就考入了江西农业大学，成为文革之后首届全国统招大学生，和年龄大他一倍的同学睡上下铺。听同样的课程——从小学到高中，他的老师都没有换过，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也难怪李宁所在的高中只有几个人能够考上大学。 此后他的生活开始搭上顺风车。本科毕业后，他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在1988年又得到出国机会，公派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三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紧接着，1992到1993年去德国小动物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4年应邀到日本农业水产尖端技术研究所做研究员。 选择回国之后，这个年轻人马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才干和天赋。1994年是他回国的第一年，即被“遗传学应用于畜牧生产国际大会”邀请去做学术报告。该大会是遗传育种行业规模最大的会议，能受到邀请在会上作报告，一直被公认为该领域科学家的一项殊荣。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他在育种学和后来克隆转基因学科上的一步步前行，更多的关注和奖励随之而来。他所获得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和奖项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科技部“863”计划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等。2007年年末，44岁的李宁又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这些荣誉之外，更广为人知的，是李宁在克隆技术上达到的高度——他和他的实验室是中国第二个做出克隆牛的团队，也是第一个做出克隆猪的团队。在生物技术上，“我们是国际上最好的实验室之一，还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在最优秀的团队里面”,李宁说。 这位国内顶尖的生物学家在谈论自由思想、教育改革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方面拥有同样的热情。他的兴趣能够从动物克隆、基因组合测量带来的育种学上的革命性意义、转基因奶牛的价值一直延伸到大学教育制度、中国清朝时期在科技上的突然落后之谜和孔子的教育理论。他拥有21世纪生物学家的头脑，但又有一颗文艺复兴人的心灵。 访谈“我们属于国际上最好的之一” 经济观察报：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 李宁：我父母亲都是医师。我5岁多就开始读书。1968年父母下放，从城镇完全下放到农村。那段经历也挺有意思，会让你了解农村。我是在农村长大，读大学的时候也在农村。
经济观察报：大学之前都是怎么过的？ 李宁：我8岁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当时母亲教育我，你没有什么选择，早点学一些农活就可以养活自己，因为你是下放的对象。当时生产队还不要我，因为年龄太小。母亲就说，那能不能义务劳动，不要工分。 经济观察报：环境那么不好，你16岁考上大学，他们会感到惊讶吗？ 李宁：所有人环境都不好。我们整个学校那一届就考上了两个人。你可以想象我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同样的老师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应该说老师的水平不足以把我们送上大学，这是肯定的。只能是自学。那个时候全中国的孩子都渴望着通过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南方夏天很热，蚊子也很多，我就把腿放到水桶里面，蚊子就咬不到我；水桶里装了凉水，也可以降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赤膊穿个短裤，两脚伸在水桶中，不断拧毛巾披在自己肩上——不那样的话哪能考上大学。 经济观察报：留学经历对你影响一定很大吧？ 李宁：太大了。我现在一直鼓励以成为科学家为目标的孩子出国。西方科学那套理念和培训学生的方法，有上百年的历史，它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东方思维可能宏观一点、哲学一点，但不够严谨，讲究差不多就行。而在西方，科学观念要求你求证、求实，必须有非常严谨的推导和演绎的步骤，不是你说个大概就行。所以我们能有非常好的中医理论，但出不了好药。这是我鼓励研究生出国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直到现在，在各个方面，整个民族都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欧洲和美国一直是那么强大，我们怎么可能在科学上做得过别人呢？但这种心理阴影出国以后就可以去掉，因为你发现其实他们并不比我们聪明，甚至有可能你觉得在某些方面自己比他们还要好一些。去掉这种不自信的心理，非常重要。 科学是这样，国内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并不是说别人太强大，而是自己的心理太脆弱。这种不自信是几百年来跟这些国家不断抗衡中慢慢产生和积累出来的，现在也是一样。 经济观察报：你这种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李宁：出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是我自信心飞跃的一个时期。因为我看到了国外怎么做科研，也知道了我周围同学和同事的水平是怎样的。比如，我看到了自己的导师是怎么思索这个问题的，你开始知道他并不是神。其实你自己想不到的东西可能他也想不到。你突然知道自己完全可以去从事很前沿的工作，只要你勤奋、努力，应该能做到很好的水平。 回国之后，因为自己机会也比较不错，能拿到不少的科研经费，独立做课题。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报告中，慢慢地你会发现，国外有很多同行不如你了，慢慢你会发现，你已经成为国家这个领域最优秀的团队之一。你要成为最优秀的高手，只有跟最优秀的高手过招以后才知道自己能达到怎样的位置。这么做之前你永远会有恐惧心理。 经济观察报：你在生物技术上崭露头角是在什么时候？ 李宁：1994年我就已经不错了。1994年我被加拿大 “第五届遗传学应用于畜牧生产国际组委会”颁了个“青年科学家奖”，还被该组织邀请作学术报告。那些工作可都是我在国内做的，要是在国外的话，可能永远没有这种机会，那都是我的导师去作报告。遗传学应用于畜牧生产国际大会，那是我们行业国际上最大的会议，如果我不在中国工作，怎么可能邀请我？也许我做的不是最优秀的，但我肯定是做的最有特色的。我用的材料他们永远感觉新奇。 我最早回来做的主要是遗传育种，不像现在是克隆转基因。我现在也搞遗传育种，只是克隆转基因社会更关注，媒体更关注。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我得到的所有国家奖项，都是在遗传育种上得的奖，在克隆转基因方面国家奖我一个都没得到。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李宁：因为克隆转基因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经济生产利润。而遗传育种，做完以后很快就能看到它产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