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初，各方开始为2007年会否成为中国经济“拐点”争议不休，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我国靠投资推动的增长目前已走到极限，并由此带来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矛盾，及至国际摩擦。如不加以妥善解决，经济难以取得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统计显示，2005年，我国GDP增长每增加1个单位，固定资产投入便需增加2.57个单位；200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又上升为1:2.98。
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GDP增长每增加1个单位，就需要增加近3倍的投入，在没有技术进步推动的情况下，规模效应递减趋势将有增无减，换言之，要保持现有的高增长，就必须不断加大资本、劳动力及其他投入，每一个单位产出需以4倍、5倍甚至更高的投入来换得。而这样的投入产出比例关系，是日益受到资源约束的中国所无力承受的。 与此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国情和生产力水平，强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以放缓经济增长同样并非上策，因而必须对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瓶颈进行必要的疏通和突破，找到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路径。 这一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般指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外的种种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即著名的“索洛残差”。如果我们能加大非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往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就会下降，而经济仍能保持较高增速。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http://www.aihuau.com/制度变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极大。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投资增长基本在10%至15%之间，但是经济增长很多年份都在两位数字以上，有时候甚至高过投资增长。这样的“低投入高增长”中，制度性的改革功不可没：“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价格体制的突破、国有企业的体制变革、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加强了竞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成为“低”要素投入带来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80年代的进步制度某种程度上已难以适应今天的市场形势。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鼓励外资进入政策，在急需资金和市场化制度建设的20世纪80年代，其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29年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建设更需要公平的制度环境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在此背景下，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政策就需进行相应调整。 有数据显示，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各项激励和优惠政策累加已占到其实际利用外资的40%左右。这种超国民待遇在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今天，无疑对民企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性歧视，其不仅抑制民营企业发展，甚至会造成市场失灵。 这一案例提醒我们，制度应该不断进步，政策资源才能优化配置，才能创造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环境。 事实上，在今天接近1:3的高投入“低增长”模式下，如果强制性地减少投入，不仅会牺牲当期经济增长，而且也不能改变中长期发展仍靠投资推动的局面。因此，如果我们在投资过度增长的制度性原因方面更多着力，如更多关注于高“储蓄－投资”形成机制、导致消费增长缓慢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社保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便能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其次是要加大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投入。 如果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风调雨顺，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防范和恢复成本，人和自然的和谐将带来经济的和谐。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为“不顾一切”的增长付出了代价。如果我们能够逐渐恢复自然生态，或者减少进一步的破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从长期来说必将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第三是重视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通常人们容易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狭义地理解为“技术进步”，事实上，技术进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在短期内可以解决能源短缺的瓶颈，长期来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出发，我们不必担心经济增长得太“快”，也不必担心国内外经济失衡，这种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和谐的增长。 以GDP增长10.4%、消费物价指数增长1.8%、人民币升值3.7%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GDP将接近2000美元，如果能保持这种增长态势，6～7年后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美元，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提高。但这里的假设是可持续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进步上作文章，达到“低投入”基础上的“高增长”，那么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经济都具备灵活调节的能力，能够保持平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