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格局的背后都有一套隐秘的秩序。受这种秩序的支配,企业找到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赢得或失去或根本得不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有“硅谷教父”之称的杰弗里.摩尔坚信达尔文主义,他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竞争规律:产业方兴未艾时,群雄并起,有一批企业身怀绝技和雄心但都前途未卜,因为产业内迟早会刮起一场龙卷风暴,在把这批企业扫荡殆尽的同时,让某一家企业平步青云,成为标准和规则的拥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一统天下,在行业内能够生存的,除了一两个本来可以成为大猩猩但是痛失标准制定权而偏安一隅的狒狒企业,就是一群靠捡大猩猩剩下的烂香蕉过日子的猴子企业。
摩尔的理论一度被奉为圭臬,在某些产业内至今仍然被证明是对的。但无法回避的是,随着被摩尔作为典型的大猩猩企业(如微软、英特尔)风光渐失,而被他认为是典型的狒狒企业的苹果公司东山再起,对他的质疑也就越来越多。
在今天看来,摩尔的问题在于他是以线性进化的模式看待产业发展,忽略了市场和产业变化中非线性因素。他没有意识到,产业格局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文本”,而是可以从一个或多个节点延伸开去,别有洞天的“超文本”。在文本式的发展中,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常态,而在超文本式的发展中,不仅某些“小打小闹”的产品可能引发行业震荡,而且某些为天下笑的失败产品(如苹果的掌上电脑Newton)也出乎意料地成为让公司东山再起的伏笔(我们能在iPod、iPhone以及今天的iPad中看到Newton的影子)。
IT的逻辑与另一个叫摩尔的人发现的“摩尔定律”密切相关。坚信它的人常常理所当然地把技术上的“更高、更快、更强”等同于创新。但技术的突破与产品的创新从来都是两回事,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直接带来的产品的创新,掩盖了二者的貌合神离,但当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创新的自觉”就开始了。这表现为消费电子、互联网应用的逐渐繁荣。消费电子的逻辑不是以技术的“高、快、强”为导向的,而是以人的需求和体验为导向的。基于较低、较慢、较弱的技术的消费电子产品的创新性不一定低于,有时甚至高于那些基于更高、更快、更强的产品。就连失败的技术也有可能成全某种独具创新性的产品,就像我们从报事贴 (Post-it)这种产品中看到的。
计算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不完全是一回事,技术突破并不等同于产品创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一些“在位企业”忽略了。数字集权主义的代表性产品首先是追求功能高-爱华网-度集成的PC,随后是同样追求功能高度集成的手机。这些一味“求全”的产品近年来一再受到那些“抱残守缺”的产品的偷袭。那些不相信数字集权主义的“在野企业”,从线性的、文本主义的产业逻辑中歧出,踏上了“分权主义”的“歧路”。近年来出现的轰动性产品,如Eee PC、Wii,功能较少但在单一功能上具有明显优势的手机(如黑莓),都可以说是“抱残守缺”的产品。事实上,它们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被市场接受并不是由于其“残”或“缺”,而是因“残缺”而突显和纯化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往往是针对某种隐秘但普遍存在的基础性价值,那些被一味求全的产品所无视和忽视的价值。这种被大而全的产品所忽略的需求点隐含着一个隐秘而巨大的市场,它是市场超文本中的一个节点。点击到它的企业,发现自己找到了一条可能比正途还要宽阔的“歧路”。
电子书的启示意义首先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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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年前,无论是手机制造商、电脑厂商还是电子消费品厂商,甚至上游的芯片制造商、操作系统提供商等,都在谋划着一种集诸多功能于一身的电子产品。不过,不同厂商却从未aihuau.com达成过共识,手机厂商认为它是一款超级强大的智能手机,电脑厂商认为更加小巧便携的笔记本电脑也能承担这一使命。
然而,当上网本从2008年开始随着金融危机的浮现和山寨产品的涌现而走向衰落,就连手机和笔记本这两个基本品类都陷入增长乏力的局面后,2009年的明星电子产品开始让位给了电子书,电子书成为了过去两年全球经济危机中成长最快的电子消费品。
但是,即使是亚马逊和汉王这样的电子书先行者,也承认电子书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了它们的预期,因为产品性能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这款产品曾经被认为只属于一个极其细分的小众市场,它所采用的技术也是远远偏离主流技术的一支。那么,是什么让电子书走出了手机与笔记本电脑之间的那片死亡地带,它又能够走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