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历史有意无意遗忘了1906年9月1日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因为各种原因，后世几乎完全否定了这一事件本身的正面意义。当然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本身的影响看起来的确难说深远，因为宣布立宪的政府也只又存活了6年。但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统治阶层决定放弃手中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权力，并以制度变更为保障，这本身就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本报历史专栏作者雪珥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李鸿章政改笔记》和《改革都有红利吗》，其实描述的都是这个结果的前因。我们不妨以这一天为节点，向前探索，用一场对话来阐释：中国社会是怎么走到这一天的。
当改革成为举国共识
《中国经营报》：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你认为，这次诏告立宪对于中国政治史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决定放弃权力，并认为这是唯一能解决内外交困局面的途径？
雪珥：中国中央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这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尽管其意义至今仍然被大大地低估了。这份中央文件中，明确宣布了立宪的必要性：“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确切地说，这样的政治改革、乃至几乎所有的政治改革，绝非你所说的“放弃”权力。现代汉语中的“放弃”，重点在“弃”，而政改的重点则在“放”——“放权”，确切地说，是对权力的“重组”，将一部分权力的行使，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从行政机构一极独大转移到立法、司法、行政的制衡。“弃权”，在国人的一般理解中，就是下台。“放权”与“弃权”，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执政者发起的改革，其目的的自利性是天然的、也是正常的，改革首先是为了完善其执政表现、提高其执政效能、扩大其执政基础，最终为了延长其执政周期。当然，执政者本身为了获取这些改革的红利，就必须让民众也分享到改革的红利，才能实行双赢、至少避免双输。
改革在主观上的自利性、客观上的共利性，绝非是邪恶的。执政者对权力进行“重组”、而非“放弃”，在中国这样一个容易形成二元对立、普遍缺乏政治宽容的社会，或许恰恰是确保避免发生激烈的社会波动、进而爆发问鼎逐鹿式“革命”、以至于葬送任何改革的必要手段。在缺乏和平的退出机制、尤其缺乏制度化“上岗”机制的中国社会，期望执政者主动“放弃”权力，退出舞台，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后果也几乎必然是群雄并起，再度上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血腥戏码。
虽然绝非“放弃”权力，依然强调“大权统于朝廷”，但1906年的政改，仅“庶政公诸舆论”就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民族容易急躁，喜欢一揽子解决，后世常常因为“大权统于朝廷”这一点，而苛责清廷的政改，尽管自己甚至连提及“庶政公诸舆论”的勇气都没有，更遑论实践。不要小看“庶政公诸舆论”这一步，倘或真能实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对于1906年的政改动机和动力，时任湖广总督、体制内的改革先锋端方的说法最为形象。
在1905年与最高核心慈禧太后的会谈中，慈禧问：“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端方回答说：“尚未立宪。”慈禧又问：“立宪如何？”端方答：“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大清国一向以具有大清特色的社会制度而自豪，坚定地认为落后于人的无非只是器物层面而已。作为大清国的高级干部，端方居然将政改作为皇上“世袭罔替”的前提——追究起来，这完全可作为对“奉天承运”的天子的极大不敬。但是，慈禧太后听完之后，深以为然。因为，彼时的大清国，的确到了皇上可能无法“世袭罔替”的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经营报》：这里我们不能不关注此前刚刚发生的一场与中国看似无关却又紧密相关的战争——日俄战争。这场被后世评价为“丧权辱国”的外部战争，客观上却刺激了中国内部进行彻底改革的决心。
雪珥：是，发生于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的确是刺激大清国立宪政改的加速器。在这场战争中，新兴的、弱小的日本，居然战胜了老牌的、强大的俄罗斯，这令世界跌破眼镜，也令中国的精英们看到了一条救国的捷径，认为“此非军队之战，乃政治之战也”，是立宪战胜专制的胜利。
战后的舆论普遍认为，世界上仅有中俄两个国家实行专制，而俄国在战败后开始了立宪运动，就只剩下中国成为专制制度的最后堡垒。“试以中国目前之象言之，其黑暗面与俄国无不酷肖。其有俄之专制而种族不如俄、地形不如俄、威望武备不如俄者，其亦可以惧矣。”《大公报》甚至喊出了“惟立宪而后可以救中国”的口号。
这样的认识，成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共识。因此，当“革命党”人试图以炸弹阻遏体制的这一自我修复行动后，却反而遭到了全国舆论的普遍谴责，意外地帮助政府进行了一次悲情公关。此时的大清政府，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在它的20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在不依靠枪杆子的前提下，赢得了国内外舆论极为罕见的广泛支持。只有立宪政改，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清末这一持续加速的政改，固然有各种外力施压及博弈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体制内“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在体制对政改做出“顶层设计”的时候，与社会各界一样，对政改实际操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准备更不足，从而导致盲目乐观，认为 “一改就灵”，甚至认为“一说政改就灵”。全社会对政改的盲目乐观，起到了拔苗助长的作用，成为导致政改迅速蜕变为权争口号和旗帜的关键。
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政改最终失败，这个残酷的结果，令蹒跚学步的中国宪政以及共和国，彻底被重新打回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丛林时代。“宪政”也就只剩下了“幌子”的功能，甚至经常连这个幌子也被弃置一旁。
这次政改失败产生的“寒蝉效应”，对百年来的历届执政者，都成了负面的警示。此后的逐鹿者们，一方面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批判清廷的政改是假的，通过妖魔化清廷、高调展示“真”宪政的美好愿景而为自己争取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当自己侥幸成功问鼎之后，却再也不敢触及立宪政改，以免重蹈覆辙。
当改革成为权争工具
《中国经营报》：1906年的宪政大改革，直接导因是中国经历了1898年的冒进改革和1900年的民粹运动两场政治上的大折腾，至此宪政改革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你是否能分析一下，为何中国在那个时段，会产生那么两场“右”的和“左”的政治运动？这两场运动的发起是否有其历史必然性？
雪珥：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的精英们在穷究战败原因时，开始关注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这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试图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而主导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急切而缺乏行政阅历，加上颇具权欲野心的康有为在台前幕后的鼓噪，将一场应该稳步推进的改革变成了文件上的大跃进和组织上的大换班，把几乎所有的体制内精英都推向了“改革”的对立面，导致了流血的“戊戌政变”。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对这场“改革”大为不以为然，他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
戊戌年的折腾，破坏了中央的权力平衡。为了缓和矛盾，慈禧太后不得不为光绪皇帝指定接班人，册立了“大阿哥”溥儁，这导致溥儁之父、端郡王载漪进入了权力中心，并迅速形成了第二个司令部。为了巩固儿子的接班人地位，缺乏行政资源的载漪，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利用和鼓动民意，义和团成为他称手的工具。向来对群体性事件极度敏感的大清国官方，第一次主动煽动民粹，这导致了极端排外的义和团运动的泛滥，并最终引发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沦陷，百姓遭难，两宫出逃。
庚子年的惨痛结局，令端郡王等以“极左”面貌出现争夺民意资源的势力，基本覆灭。逃亡途中的大清中央领导核心，发布了继续改革的诏令，接续了前33年（1861年~1894年）的改革开放路线（“洋务运动”）。而开始于甲午战败、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从戊戌时期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激情，变得更加理性和现实，稳步推行立宪、实行宪政，开始逐渐成为主流的声音。
《中国经营报》：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政治符号，在此后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各色群体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你如何理解这两场政治运动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场运动的影响？
雪珥：在我看来，无论是极右冒进的“戊戌变法”，还是极左盲动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在当时都成了中国传统的权争工具。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是康梁在戊戌年打着政改旗号的不择手段的夺权。在试图获得更高地位的多方努力失败之后，低阶公务员兼著名“公知”康有为，开始诉诸于越来越戏剧化的偏激言辞甚至行为。康有为建议光绪，推行新法，最有效的办法是杀人。
依靠政变来推行“改革”，这正是“野狐禅”（当时学界对康有为的蔑称）“改革者”们的致命之处。这样的“改革”，即便成功了，真能推进改革吗？走捷径、搞政变，如此路径与手段，令这场“改革”，从低效的儿戏变成危险的搏命。“改革者”不择手段的权谋，不仅令时人普遍质疑其维新的动机，葬送了戊戌变法本身，而且还葬送了改革本身本就薄弱的公信力，为暴力“革命”提供了最好的理由。
被大多数所忽略的是，这场悲剧的真正可悲之处，一是改变了体制内的力量对比，导致此后数年中，权争取代改革成为体制内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因为权争的需要，体制内的一群人不惜发动群众运动（义和团运动），酿成了1900年~1901年的更大悲剧；二是戊戌年的折腾，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运动和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的魔盒。
可以说，义和团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戊戌变法的副产品，戊戌变法导致的权力格局非正常波动，成为高层某些人煽动民粹、推动义和团运动的动力。在近现代的中国政治史中，我个人认为这两场运动对于这个民族，都谈不上“正能量”，而是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比如为了夺权的不择手段等，而且，代价极其高昂。
当改革成为项上之剑
《中国经营报》：事实上，1906年的宪政大改革，追根溯源，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引发的政治大地震。甲午之前，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历史背景、社会背景和政治体系极为相似的东方国家，都进行了大约30年的近代建设，但最后的军事决战却以中国惨败告终。
根据你的研究，中日两国为何在1894年这个节点上存在如此大的实力差距？中国的军事失败是否又只能简单地归结为体制的落后？
雪珥：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两国的确存在实力的差距，但不是日本比中国强，而是中国比日本强。当时无论是工业生产能力、军队装备，还是GDP，中国都远远高于日本。我们不能因为甲午的战败，而以一种自虐式的史观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一笔抹杀当时中国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取得的成就。
正是因为中日之间有巨大差距、而且是中国领先，尤其是北洋舰队1886年在长崎的军事示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卧薪尝胆。长崎事件后一个月，明治天皇就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从天皇开始，全民勒紧裤腰带，建设海军。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在发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并没有胜算，甚至其最高决策层还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一击不中，中国全力反攻日本本土，日本可能亡国。这可以说是日本的一次国运豪赌，要么大胜、要么输得一无所有。
正因为实力的悬殊，正因为日本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不确切感，他们对于战争的准备，十分认真和精细。他们所派遣的间谍，用数年时间考察了中国的各方情况，不仅对未来作战区域进行了详尽的战术侦查——几乎完整测量了华北沿海的水文甚至行军可能途经的村庄的细节，而且在战略上对中国的人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著名学者型特工宗方小太郎，甚至得出了中国全民腐败的结论。战争中，日本还在国际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公关宣传，将这场战争打扮成“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而在战区，日本人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政战口号，的确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相比之下，中国对于这场中日战争的准备严重不足。当李鸿章最早提出将日本作为战略上第一假想敌时，无人响应；当中日对峙还有外交斡旋余地时，所谓的主战派们又拼命挤压这种空间，同时却并不实际备战；当战争开始，李鸿章身临前敌时，后方政敌却利用诬告试图以反腐为名整肃李鸿章……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指出，甲午战前李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同龢等否决，设若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或未可知。“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
毫无疑问，彼时的中国在“硬件”上领先日本，“软件”上却大大落后。不仅在对日战略的顶层设计上一片混乱，无法形成有效的决策，战争中也暴露了中国在国家动员能力、政府运转效率、金融财政支持、以及国民教育程度、爱国精神等方面的巨大软肋。这种落后，不仅仅是体制的落后，更是国民性的落后，正如宗方小太郎所言，一个全民腐败的国家，如何能够抗衡日本的猛烈一击呢？
《中国经营报》：在甲午之前的30年里，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在推动中日两国的发展，这就不能不提到这两个国家政坛的实际操盘手，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你有没有对这两个人进行过比较，为什么两个人的治理绩效最后会产生那么大的差异？
雪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前后至少有3次面对面的机会。这3次见面，能够形象地解释作为两国改革开放操盘者，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绩效。
1885年4月，伊藤博文以日本政府委任参议兼宫内卿、伯爵的身份，作为全权大使，前来谈判天津条约。当时，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赞赏有加，并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指出伊藤“实有治国之才”，并预测“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当年12月，明治天皇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成为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开始了为期4年多的宪法起草工作，进入更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改革的路径与深度不同，中日双方的“软实力”迅速拉开了距离。甲午战后，72岁的李鸿章与54岁的伊藤博文在马关再度相见。伊藤博文说道：“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则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在艰难的谈判中，两人还多次对中日改革作了对比。伊藤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要在中国那种更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需要多大的成本和勇气，也无怪乎伊藤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
甲午之后，中日两国进入了为期近十年的蜜月期。伊藤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戊戌变法期间，大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这一年9月开始，伊藤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就在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在3天后，已经靠边站的李鸿章，在家中宴请了伊藤博文。伊藤在酒宴上发出了对戊戌变法中改革派的差评：“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
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始吾赴马关，言索款不宜过多，恐牵掣亚东全局，今若此，尚何言。”在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正是甲午战后日本过分婪索的刺激。
而后，两位前总理“饮酒感念旧事，各投箸欷歔，不乐而罢”。
伊藤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确定了此后日本对大清改革的总体基调：一是大清改革绝对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须要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伊藤只有一事占足上风：“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实，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中日近代史中这两根参天长藤的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只在于其脚下的土地：从来都是时势造英雄，如此而已！
当改革成为过眼烟云
《中国经营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发起，原因都是受到西方的军事压力。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中国近代史的起点——1840年的中英战争。很难想象GDP一直高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在英国海军陆战队的毛瑟枪前，会如此不堪一击。经历康雍乾三朝开明专制，中国国力已达鼎盛，为何会在半个世纪后迅速衰落？
雪珥：清朝的国力并不是迅速衰落，所谓的康乾盛世，差不多维持了一个世纪。而即便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持续。中国的商人对于国际大宗商品比如茶叶丝绸等的定价权，都一直牢牢地抓在手上，直到187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蒸汽轮船的全面普及。
所谓的衰弱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政治上的衰弱,主要体现在乾隆中期之后一直到道光年间,整个国家机器的改革，停顿了下来。这段时间，透支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改革红利。这造成了国家机器的活力衰退，最终令其难以敏锐应对外界的变化。
体现在军事方面，这种表现更加显著。中国的军事实力，自乾隆中后期平定新疆和西藏之后，达到巅峰，此后开始下滑。在新疆和西藏的冲突中，包括福康安在内的高级将领和官员，对西方的了解可以说是相当透彻的。但是，国家机器整体改革的停滞,导致了他们的这种认识，并没有被转化为实际上的变革行动。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个人的话，她的衰老是从头脑先开始的,那就是政治体制——并非所谓的意识形态，而是国家治理技术层面——的不断创新。康熙和雍正年间的很多改革，包括八旗刚入关时候的改革，都是相当不错的政改举措。从乾隆时期，“头脑”开始衰老,而症状则首先在“手脚”上体现，这就是军事。军事上的衰退，包括一个人体力上的衰退，这是整体衰老的最早和最显性的表现。
《中国经营报》：最后，我们再回到1906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宪政成为中国救国救君的唯一出路，这几乎是当时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次大改革加速了清廷的覆亡，这个结局一定是大清的改革者始料未及的。你认为，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宪政和政府为何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
雪珥：我依然是一贯的观点，在改革者缺乏权威资源作为保障的前提下，大跃进式的改革，无论愿景多么美好，都会在过程中被绑架、被变异。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宪政和政府之所以没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是因为他们太着急了，试图弯道超车、试图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最终却导致政权解体。政权解体当然不足为惜，问题是，中国式的改朝换代，一方面是要付出千百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往往又掉入了王朝周期律的陷阱之中，赶走的或许是一头饱狼，迎来的却必定是一头饿狼，整个民族此前的艰难努力被归零，不得不从头再来。
我非常欣赏你写给我的两阕诗，将它作为我新书的结尾，我也愿意以此作为这篇访谈的结尾：
（一）
千宫万阙落斜晖，当时君臣尽泪垂。
国变无人唤狮醒，唯见中原鹿正肥。
（二）
十万铁马踏关河，遍地中原起笙歌。
未期遭逢千年变，秋风宝剑叹蹉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