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尹明善【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9月，我作为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美国。一个美国的大企业家问我们力帆集团有多大规模，我告诉他，年产销200多万台摩托车发动机，年出口2亿美元。他问：那尹先生你是第几代企业家？我说：“第一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第一代”。我感到很自豪：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只花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美国企业家认为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取得的成就。看看今天发布会的500强企业，哪一家不是发展快速？
然而，盛也快速，衰也快速。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以豆芽菜的速度在生长，不少企业也就免不了叶不茂，干不壮，根不牢。创业之初，我们生机蓬勃。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内机构不断膨胀，冗员不断增加，纪律日渐松驰，腐败日趋严重……企业外不正当竞争天天有，不守信的损失月月增，老外上门要专利费，国外时有反倾销。中关村现有企业12000家，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仅有1032家，不到十分之一。真是小家自在，大业多忧。大企业的持续成长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
企业小如家，大似国。探索大企业的持续成长，不妨琢磨我们国家二十几年来的成功之路。
改革开放之前，中华大地所产之粮食填不饱中国人的肚子，那真是中国的揪心之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什么法都试过；“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什么方都使过，就是解决不了吃饱问题。小平同志“无论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的中国哲理，把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肯定了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就让中国人吃得饱饱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生搬硬套外国经验，不顾中国实际，不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的尝试，使中国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生搬硬套苏联革命起义的方略，让多少志士仁人流尽鲜血。经济建设中硬套苏联的计划经济，纯而又纯的公有企业、大而又大的人民公社，使我国失去了二、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文化革命中，复制巴黎公社的起义夺权，使华夏大地陷入了十年混乱。是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辉煌，才创造了我们这些中国500强。
不仅涉及经济、政治等重大领域的邓小平理论深具中国特色，就连小平同志的智慧、小平同志的谋略、小平同志的语言，都深具中国特色。“无论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老九不能走”，“从娃娃抓起”，“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如此简洁又如此厚重，既白猫又文雅，似通俗实深刻，微言大义，言有尽而意无穷。创造出光辉寰宇的中国特色。
当我们讨论变革时代的大企业持续成长时，我们应当看到，不少经济学人，不少政府官员，常常用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来评价、衡量、指导中国企业。忘记了甚至不屑一顾中国的实际，不去探索中国企业应有之中国特色。
试举数例，看看中国企业制度是否需要中国特色。
人均指标论。我国媒体上老是说我们的500强有多少多少员工，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多么多么低。似乎要像美国、日本那样的人少收入多才是好企业。说这话总是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是美国的5倍。2003年GDP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水平，那就需增加40倍。我在追，他在跑，50年之内行吗？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天下维加”的小康，而高级阶层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天下为公”的大同，难道非要同大同来责怪小康？中国的政要商贾，必须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已任，每个企业要以养活更多的同胞骨肉为荣，政府也应奖励就业人员多的企业。干吗要拿西方的人均指标来自责自弃？当然，企业在自动化程度与劳动力密集度之间应有认真的测算。只要绝对利润不降不妨多安排人员，不必考虑相对利润(即人均效益)。十六大报告“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才是中国特色。多就业的企业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社会的鼓励，市场的认同，才是持续发展之正途。
企业利润至上论。“企业的宗旨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多提供就业岗位不是企业的事，扶贫也不是企业的事。”。“企业的义务就是纳税，别给企业摊什么社会责任”。党和政府为什么允许我们先富起来，是为了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长大的过程中都得到了过许许多多的政府扶植，不承担社会责任，致富不思源，于理不容，于心有愧，也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至于中国的国有企业，配置的是国家资源，甚至是最优质的资源，还要高谈什么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社会责任，那就是渎职。我们是一个人口最大、资源不丰的国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企业应追求利润与社会责任的最佳接合点，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家族企业落后论。“家族企业落后必须改造为现代企业”。耐心的学人、官员在规劝引导，性急者更是训责喝斥。不少做大了的民营企业或匆忙改制，或改里不改声称与家族企业划清界线。家族企业真的做不大？恐怕未必。中国和发达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大不相同。某种程度上讲，中西文化之不同就是“家文化”与“个性文化”之差异。中国的“国家”由“家”字组成，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企业家、专家都含有一个“家”字。“没天哪有地，没地哪有家，没家哪有我”这是中国人的心声，离不开的邻，割不断的亲，常回家看看……家乡、故国，永远是游子的牵挂。认规责任利益，不认六亲，能在今日之中国大行其道？(也许若干年后行。)为什么家族企业在中国如此广泛存在？那种感情，那种默契，那种凝聚力，那种抗震、抗灾抗风险的同心同德，不说是绝对的，至少是普遍的。何况民营企业当初从夹缝中成长出，今日和国企外企相比，仍有许多劣势。环境把不是家族成员的人逼成了一家。中国特色的家族企业，至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不会少，能持续。
不找市长找市场论，这是说给企业听的，同一理论说给政府听的是，政府要专著于立规执法，专著于公共公用设施，少管企业甚至不管企业。这，发达国家也许合适，但可不合适中国的实际。50年内，中国百姓还是会叫市长“父母官”，还是希望他们爱民如子，这是源远流长的“家文化所造成，不管你对它褒或贬。更现实的是中国穷，中国企业原本就很少，中国共产党执政之道，只能是“养儿防老、积梏防饥”的兴家之途。这个儿子，就是中国企业。政府应当且必须多多培育企业、扶植企业，才能防国之老、防国之饥。少管企业，在当前只能是不具中国特色的乌托邦。反过来，在当前的经济现实下，民营企业必须靠政策扶植，要长大就要既找市场又找市长。至于国有企业，政府本身就是它的老板，不管就是失职，国企不找市长就是忤逆。
企业制度，不像科学技术那样具有通用性、普世性。科学技术对象是按规则变化的物，而企业的最基本组成是人。人的变化规律到今日很难想象科学技术那样公式化、模块化、程序化。他们会随着不同的时间、空间而有不同的变化，所以中国企业一定有中国特色。我们对不同特色的企业不必硬性比较。中国的企业制度探索，也许就像小平同志说过那样，“草鞋没样，越编越像”，心中犹大之的图象，编织有大致的规范，我们持续地编下去，就能像个样。
秋虫春鸟，共畅天机。新花老树，共含生意。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万紫千红，百花齐放。孰灵孰巧，孰艳孰娇，合适就好，恰当就好，逮到老鼠的猫就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