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边是中国医患关系白热化，一边是众医生引领出版新热点。先有微博最火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写的《急诊科的那些事儿》，又有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出版的《心外传奇》，后来居上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张羽，《只有医生知道！》上市不到两周，销量超21万册，《只有医生知道！2》趁热打铁，紧随其后。
最火爆的这三本医生之书，均以“讲故事”为主，从医生角度，记录发生在第一现场的医疗个案，读来感觉犹如捡珠玉— 一地的闪光点，单缺一条能串联的金线。换句话说，感性讲述太多，理性思考太少。
无法忽视的是，有关中国医患关系叙述的背后，始终存在“医生-患者”这一关系的对立。早期媒体报道中，一个共同的主题是“患者是弱者”。这类报道在描绘患者疾痛、贫困时不遗余力，同时给读者灌输一种观念即“医生是万能的”：只要医生认真负责地、有职业道德地履行职责，就可彻底解决患者疾痛；反之，倘若疾痛未被治愈或患者因疾痛而死，便是医生未能尽职。
联系中国当下社会对“医生”群体的普遍仇恨，这一类观念的传播难辞其咎。近年来，随着医患关系纠纷从个人矛盾转向“打砸医院”、“杀医”，一些媒体报道风向开始转为“医生也是弱者”，医生们开始在微博等平台公开遭遇专业医闹等尴尬境地—但这一切，也仅仅只能引起特定群体的内部共鸣。
在中国如此险恶尖锐的医患关系下，究竟什么样的医生之书更有价值？
这也就是单单选择采访上海中山医院外科医生杨震和哈佛医学院临床外科副教授阿图?葛文德的原因。
在《外科医生的微治愈》和《阿图医生》这两本书中，两位作者均超越了零碎的门诊病房故事，将视野扩展至引发医患纠纷的更深层面。阅读这样的医生之书，打破“患者即弱者”、“医生万能”的旧观念，树立“医疗过失并不一定是医生造成的”的新想法，无疑有助于重新理解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杨震：医生还是要尝试宽恕
上海中山医院外科医生杨震，笔名“扁鹅”，他给媒体写专栏文章时用这个名字。近日，扁鹅的专栏文章被集结成《外科医生的微治愈》一书出版。
与大多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走进公众视野的“名医”们一样，《外科医生的微治愈》同样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关注时下人们的健康困惑、心理危机，但和单纯关注某一领域的健康问题不同，杨震把书中的更多篇幅分给了“医患关系”。这或许与他所在的中山医院相关：在日常的看病、开药职责之外，杨震还需要处理大量的医患关系。
“这本书名中有一个治愈，实际上是源于我写作这几年的感受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本质上是对我自己的自愈更多一些。”杨震说，他想通过轻松的短文告诉人们，医生能够做什么以及医生不能够做什么。
纠纷现场：不论事情对错，只看赔付金额
“现今，中国西部地区医疗纠纷较少，东部地区相对较多。纠纷量应该与医疗技术水平呈反比，现状是与工作量呈正比。”据杨震披露， 2011年上海医疗事故的前三大原因是：漏诊误诊 20.4% 手术不当 16.8% 告知不当 15.4%；纠纷处理方式主要为私了、公了以及诉讼，还有一种新方式的出现，即第三方调解。
医患纠纷核心问题是金钱。“在调解室中，本想论述事件本身的对错，实际却几乎只讨论金钱的赔付。”杨震说，很多时候，调解室里的有关人员抽烟抽得云山雾绕，往往是在谈价格，“我就会说：能不能少要一点？对方说不行。其实从专业上讲，我更愿意谈论谁对谁错，或者医生需要承担百分之多少的责任。但现实是，医患纠纷的调解现场，对错被扔到一边，打架打到最后都不知道为什么打。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考虑成本，原本我们并没有错，确实不应该给一分钱，但医院坚持三年、五年一分钱不给，这三年、五年的调解，究竟医院是输了还是赢了？”
在新书宣传现场，杨震还讲了一个案例，讲到后来自己都忍不住笑了。杨震说，江西南昌一家医院遇到医患纠纷，患方组织大批人马砸医院。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自发组织自卫，这一幕照片后来被登载到了报纸上，引起舆论哗然。“我们搞医务的人看见这张照片都笑，只能这样，否则冲进去就跟海啸一样。我们都见过真正非常壮观、宏大的场面—上万号人冲进去再出来，把一个区域性的医疗中心砸掉，就是为了一条人命。即便退一万步，真的是一个医疗事故，就应该把一个区域性的医疗中心毁了吗？其他病人怎么办？周边区域上百万人看病怎么办？你有什么权力？但现在人不管这些，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懂法，我只管我自己。”
信任缺失
杨震说，自己最希望获得的，是医生与患者之间重新建立起信任，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仅仅讲述医生在医患纠纷中的遭遇，并不能真正打破一般大众心中“医生即强者”的观念。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在自己的微博“医生哥波子”上发了句“唯告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引发轩然大波。杨震说自己对此的感受：“其实，同为医生的我，很能理解。他只是借愤懑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强烈期望—期望医患和平。现实确实不乐观，近些年，医务人员被严重伤害的事情几成家常便饭。”
杨震自己深有体会。因为行政工作的关系，杨震需要参与处理各种医疗纠纷。这两年波澜壮阔的场面经历了不少，也“享受”过为了躲避殴打而朝窗外纵身一跃的经历。“一般情况的纠纷，还由一线的医生护士们搞定，但是大一些的纠纷就到了我这儿。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相关方在调解的过程中忽然情绪激动，一激动就会打人。一两个人打人还好一点，有时候会有大批的人冲进来。那我只能二话不说—根本容不得你有思考的空间，我就只能一拉窗户跳窗走人。”杨震说，2009年到2010年间，他每年大概都需要跳两次。
“不过很幸运，至今没有被打到过，心态也是越发平和。”杨震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是很后悔选择医生这个职业。
作为一个医生的儿子，杨震选择这个职业与父亲有很大关系。杨震的父亲是一名内科医生，上医学院读书前在村里做赤脚医生。读大学那年，全村人凑份子买了一双皮鞋送他上大学。在杨震儿时的记忆里，每个假期，父亲都会带着血压计、听诊器和他，从城里工作的医院赶回农村老家。祖屋前，老乡们会排好长队，让父亲忙到天黑。杨震回忆说，这是一种很温馨的彼此信任的感觉。
对每年平均要跳两次窗的杨震来说，现在已经很难感受到这份信任，但杨震说，在云南怒江溜索道行医的“索道医生”邓前堆那儿，这信任还在。
杨震第一次见邓前堆，是带医疗队到云南怒江进行巡回医疗。当地组织了“邓前堆事迹报告会”，老邓的报告内容很朴实，没有吹嘘医术有多高明，只有淡淡的一句：二十余年没有一起医疗纠纷。这句话让上海大医院的医生们很有些在意。离开怒江前，医疗队特意去拜访了老邓在怒江边的村卫生室。贫困村寨的卫生室门前，一座吊桥正在施工，竣工后就不用溜索了，老邓很高兴。与老邓话别后，医疗队的车子开出五六公里，一位队员发现自己的遮阳帽落在了医务室。就在这时，一辆小面包车追了上来—老邓在后座车窗那挥舞着遮阳帽。
“那一刻，我真的相信了：二十余年没有一起医疗纠纷。”杨震后来常常想起那一次去云南怒江支援当地医疗的情形。“车窗被山上掉落的石头砸烂了。但我们在那儿受到的尊重，超过前十几年受到的尊重的总和。”
“虽然大环境条件不好，但是医生还是要尽人事，才能问心无愧地待天命。我们也需要时常反思，自己的恶基因为何比以前更容易表达？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互相尊重的重要性？”对于医患之间的信任缺失，外科医生开出的方子最终还是落到了自身：“与社会力量充分交流，充分协作；不断地自我提升；保护自己，保存有生力量。但最佳的自救与调节方式，还是要尝试宽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