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温州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长期存在。
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份。
这一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重点。但尽管如此，在1978年追求个人经济福利的成长，依然是一个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这一年，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父亲被水泵砸伤了脚不能下地干活，作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就不得不辍学，承担起照顾家里的责任，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一干，就是三年。
“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继续为客人补好鞋。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凭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20多年过去了，南存辉对那段日子依然记忆犹新。
6年之后，南存辉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与朋友投资5万元，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开关厂——乐清县求精开关厂。20年后，以此为源头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南存辉的个人签名如今已经成为温州含金量最高的签名。
伴随着南存辉们的成长，私营经济的“温州模式”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那些温州“老板”们
在中国有一个最时髦的称呼，就是“老板”。事实上，它最早就来自于雇工对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的称谓。但是，这些“老板们”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风光与轻松。其间的种种经历，构成了中国第一批私营企业主的苦乐年华史。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尽管经济改革的种子正在逐渐发芽，但那依然是一个几乎没有私营经济的年代，整个国家还处在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当中。“在外地出差，晚上都找不到卖夜宵的地方。”南存辉回忆说。
但温州却是另一番景象。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还在激烈争论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前店后厂地干开了。当时的温州有很多商贩，做裁缝的、做皮鞋的，还有跑运输的……温州人在那时已经奔波于全国各地。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商业意识的地方很少，但我们一直都有。”曾经担任温州市体改委主任的温州著名经济学者马津龙如此分析道。这里没有很多中央和外来的投资，有的只是温州人的创业热情。
温州人无疑是精明的。以机器制造行业为例，由于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工厂卖出的都是整机，机器的一个零件坏了往往很难买到。但温州人却聪明地把坏机器拆掉卖零件，不少先行者甚至开始制造机器零件，慢慢地在柳市镇出现了装配作坊。
当时还是修鞋匠的南存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商机。他先是找了三位同伴，一起开起了一个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4个人整天加班加点，不过一个月下来，只赚了35元钱。这多少令南存辉有些沮丧，因为以前一天补鞋的进账也有一二十元。
考验还在后面。就在他们刚刚涉足电器业时，杭州便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情——假冒伪劣的温州皮鞋、电器等被人们集中在杭州武林广场付之一炬。这让南存辉对自己企业的未来有了一些担忧。
很快，国家六部委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假治劣活动，200多人的工作组对温州和柳市镇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了长达5个多月的打击整顿。这次整顿让南存辉意识到，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是多么重要。
自此，南存辉的企业逐渐壮大，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正泰集团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私营企业。
像南存辉这样的私营企业主在温州有成千上万。据温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健估算，温州约95%的工业产值来自私营企业。而温州市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大约有160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经商，每年创造的GDP为560亿元。
1983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占全国总数的1/10。“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小产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使温州人在不声不响中完成了资本积累。而在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长期存在。
“七上八下”的雇工之争
“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温州人无疑深知“敢为人先”是中国商帮文化的精粹。但“枪打出头鸟”的俗语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温州第一批私营企业主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诠释。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而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八大王”事件就是典型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