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商学院觉得自己有一件事很在行，那就是指导公司在各自机构中执行变革。如今，商学院得身体力行，教以致用了。
人们一度普遍担心，MBA课程学而无用，所以过去数年，几乎每所名实相符的商学院都在仔细考察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这些商学院究竟是怎样推进改革的呢？事实可能证明，这会成为知识型公司和其他学术机构的行动指南。 很多顶尖商学院面临同样的批评，大多数采取了类似的解决方案，但执行课程改革的方法极少雷同。有些商学院自下而上进行变革——先说服教员们改变——另一些则从高管层面入手。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艾维(Ivey)商学院院长卡罗尔•斯蒂芬森(Carol Stephenson)在该校任职前，曾在IT行业有过长时间工作经历。她把这一做法称作一项商业命题。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大项目，采用项目管理原则。” 她说，成功的关键，是确保时刻应对变革，然后成立专门小组完成。该学院先从调查内部人员着手：82％的人认为，商学院已做好变革的准备。 “对于公司部门而言，这个数字已经很理想了，”斯蒂芬森女士说。她表示，一旦教员和员工动摇，她总是可以重提这个数字。 制定时间表尤其重要。“我认为，有时候人们会放任自流，”她说，“希望情况事态会自行消失。”不到一年的时间，艾维就启动了一项全新课程：从美国传统的两年制学位转为欧洲式，一年便完成MBA课程。 斯蒂芬森女士自上而下的方法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哈斯商学院(Haas)采用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哈斯商学院花了一年时间，才说服教员采纳新课程。院长汤姆•坎贝尔(Tom Campbell)是位职业学者，性格温和，行事从容不迫，以确保协作方式的运作。 他承认，这一点与企业界不同。“我认为，他们[公司]会削减内容。要是我采用那种方式，就成功不了。” “当然会有成功者，也会有……成不了的，”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不‘，而是‘时机未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乔尔•波多尔尼(Joel Podolny)相信，说“不”是整体变革的一部分。耶鲁进行课程改革时，部分教员失去了他们最喜爱教授的课程，但波多尔尼教授说，这些教授并没有获得讨价还价的权利，来弥补他们的损失。“说到文化变革措施时，讨价还价是行不通的。我对这点深信不疑。”
他说，教授们可以做的，是帮助耶鲁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商学教育场所。“我的确相信，教员们强烈渴望人们视[耶鲁]成为领袖。” 同斯蒂芬森女士一样，波多尔尼教授认为，巨大的变革需要教授们的支持。“我一进耶鲁就感到，教员们都觉得，该是学院进行改革的时候了，”他说。 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2002年，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里•普费福(Jeffrey Pfeffer)声称，MBA学位基本上与商业成功无关。为此学术界对斯坦福大加挞伐。 斯坦福大学的改革是根本性的，今年秋天入学的新生将会接受与学长们完全不同的课程教育，商学院电子商务、战略管理和经济学教授加思•塞隆纳(Garth Saloner)如是说。课程将更适应个人能力发展，小组规模将缩小，研究会增加，同时须具有海外经历。 塞隆纳教授说，要使方案行之有效，重点是管理教授。“教室里坐的都是些想得到深刻思想的人，如何获得他们的好评呢？” 他说，斯坦福的解决办法，是设计一种同时有利于学生和老师的课程。学位课程修改后，其核心就是对核心课程进行了改革：学生不必坐在同一间教室听会计、金融或者市场等课程。例如，合格会计师可以加入学习小组，共同探讨更高深的问题，而不是初学者的内容。 “这样，教授们就有机会和一群学生讨论他们（教员）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是学生们很关注的话题。” 制定时间表也有助于让教授们喜欢上课程改革。“得有创造力，给教员充分的时间做研究，”塞隆纳教授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教员已做好准备集中时间完成教学任务——新MBA课程要求学员通过工作坊一周五天进行学习，教员进行长期研究所需的时间就有了保障。 塞隆纳教授说，斯坦福教员“已开始行动……我对反响十分满意。”耶鲁大学的情况大致也如此。 所有商学院传来的信息都认为，认真管理教员十分关键，同样，承认变革很有必要也至关重要。波多尔尼教授也认为，在学术背景下，与递进式变革相比，进行大规模全盘变革相对容易，因为教授们喜欢实验和冒险。此外他表示，这样做也更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