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沿岸著名城市 追问中国城市求洋贪大,千城一面



      洋规划过度依赖数据难接地气,案例拷贝造成千城一面

  “数据无法解读文化密码”,探讨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在中国本土化的现状,有人用这句话来暗指其水土不服。

  2014年,将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元年,可以预见的是,各类城市群、新城区、开发区的建设将呈现凶猛态势。需求就是市场,对众多已进入中国市场多年的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来说,可谓“大时代来临”。

  然而,对于外资咨询机构水土不服的质疑并没有减弱。《中国经营报》记者发现,究其原因,抛却外资公司的管理流程和工作方法存在的弊病,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中国客户成熟度低,选择咨询机构贪大求洋,是洋规划在中国落地难、造成“千城一面”的最主要原因。

  报价高昂:普遍比国内机构高1~1.5倍,甚至3~5倍“与区域化和城镇化相关的业务,属于我们十多个业务领域当中的一两个分支。” 罗兰·贝格中国区执行总监叶珺 表示,在外资公司中,麦肯锡和罗兰·贝格参与区域发展的相关业务比较多。

  据介绍,最近五年,罗兰·贝格关于区域规划方面的业务增长迅速。目前该领域业务已经占到罗兰·贝格中国区总业务量的20%左右,“该领域业务增长非常迅速,五年之前在中国区总业务量中只占10%以下,最近五年保持在年25%~30%的增长。”叶珺表示,麦肯锡和罗兰·贝格的情况相近。

  王志纲工作室北京战略中心总经理任国刚介绍,从咨询专业角度,涉及区域规划领域有两个行业类别:一个是公共服务,即与政府相关的涉及到区域开发、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项目;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涉及房地产和大型的基础设施的投入。

  据了解,在这一领域,咨询机构主要服务于三类客户。第一类是城市的政府。咨询公司接受省市县以及开发区的政府委托,对这一区域做整体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相关规划。第二类客户是企业,多为开发商。第三类是一些投资者,基金、信托以及更大层面上的一些投资者。

  而今,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型城镇化的大量需求,并不一定所有的外资机构都将获得均等的机会。参与到区域规划的外资公司,情况也不尽相同。

  2014年是罗兰·贝格进入中国的第30个年头,与罗兰·贝格同时期进入中国的国际顶级战略咨询公司还有麦肯锡、波士顿、科尼尔,而贝恩和埃哲森等在中国开展业务也已超过20年。

  “罗兰·贝格和麦肯锡相近,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度比较高,愿意投入,业务量也比较大,很多东西就可实现。”叶珺 介绍,波士顿、贝恩等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业务量都非常大,但是在中国对于区域业务参与的程度非常少。“一方面取决于重视程度,另一方面看积累够不够多。”叶珺 说。

  据其介绍,在咨询公司所有业务里边,涉及区域发展和规划的领域对本土化意识和本土化团队要求最高、差异性最大,需要有很大的积累。“其他公司并没有很早地意识到这是一块很有潜力的市场,相应准备和投入也不够。”叶珺 认为,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机会,即便要进入这个领域,也不会很快。

  实际上,进入中国的诸多外资咨询机构,多为“专才”而非“全才”。

  “国外机构走的是专业化路线,有做战略的,有做产业规划的,有做空间规划的,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强项,并非所有领域都通晓熟知。”任国刚表示,国外公司给自己的定位并不完全相同,所配置的资源并不完全一样。

  罗兰·贝格最专业的领域是在企业领域,帮助企业制定不同层级的发展战略,包括业务经营和公司内部的管理。

  麦肯锡的咨询重点放在高级管理层所关心的议题上,为各个不同的行业客户设计、制定相配套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包括企业的战略制订、经营运作、组织结构。

  贝恩公司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战略决策、电子商务战略、客户关系、企业成长、企业运作管理优化、供应链管理、组织与变革管理、兼并重组。

  业内专家透露,在报价方面,相对于国内机构,同样项目国外机构的报价平均要高出1~1.5倍,有的甚至高出3到5倍以上。

  一不愿具名的区域专家向记者介绍,他曾经参加国内一个城市规划的竞标评审,麦肯锡报价600万元,罗兰·贝格报价350万元,而国内两家规划设计机构,一家报价为100万元,一家报价仅为50万元。但从方案内容来看,差异并不是很大,因此国内机构的设计方案从性价比上来说更为划算,但最后实际上中标的却是境外机构。招标单位私下就透露,他们并不希望请国内机构来做,而是希望请境外机构做。其目的就是希望境外机构在进行规划设计的后期,对该园区进行招商引资。

  水土不服,难落地

  “国际咨询机构进入中国几十年,给中国带来很多新的观念,新的理念。”任国刚表示,他们有国际上可以借鉴的案例,有相对完整的数据。相对专业化的公司,在某些领域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

  但是,仍然难以避免的,是人们对于外资公司在中国本土化的质疑。

  “麦肯锡和罗兰·贝格是在外资咨询机构当中本土化做得最好的两家。”叶珺 表示。

  叶珺认为衡量是否本土化看两个指标。第一是人。罗兰·贝格在中国有不到20个合伙人,其中90%是中国人,中国员工的比例也如此;第二,看业务构成,罗兰·贝格70%的中国业务来自于本土客户,解决本土市场的问题。

  任国刚则认为,人员和业务构成并不能说明一个外企的本土化程度。“他们人虽然是黄皮肤,但整个的管理流程管理模式仍是国际化的。关键是没有本土性的地缘优势,将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战略结合在一起。”

  不能否认的是,麦肯锡、罗兰·贝格以及专注于工程和建设的阿特金斯等在中国的诸多失败案例,均已被打上“水土不服”的烙印。

  麦肯锡的上海南京路案例无疑最具有代表性。2001年,上海市政府号称拿出3000万元委托麦肯锡,来做南京路的商业规划。据媒体报道,自2001年3月12日麦肯锡与黄浦区正式签约,到南京路改造方案正式出台,麦肯锡花了5个月的时间,总结出9条世界著名商业街的共性,为南京路改造量身定做。事实上,麦肯锡方面负责南京路改造方案设计的也仅有6人。而麦肯锡此前没有任何商业街设计经验。

  专家的评价是:“麦肯锡并没有对南京路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了解,只是归纳出世界著名大街共性,让南京路照单全收。对南京路的文化和历史缺乏细致的分析比较。”而到了2003年,麦肯锡方案已部分地遭到黄浦区政府的否定。

  此后,在一次咨询公司的项目招标会上,上海市一位市领导表示,很多国外的公司,往往不懂我们,不了解政府的意图,不了解中国运作的规则,做出来的东西难以落地,明显表现为“水土不服”。

  “麦肯锡是做企业战略规划的,对商业谈不上熟知,最后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可能达到政府预期的目标。”任国刚表示。

  “但是因此就下定论说国外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未免片面。”任国刚认为,所谓的水土不服,与国际公司的工作方法和操作模式有关。

  任国刚认为,对数据的依赖,使得某些国外公司懒于思考。

  “我们有全球数百个客户的经验,也有庞大的数据库做支撑,这也是很多客户重视我们的一个主要原因。”叶珺表示。

  “数据库的好处在于可以节省咨询的成本,有助于提高咨询的速度和准确性,缺点就变成大家不思考了,原文就拿过来了。”任国刚表示,大量地借用世界各地数据库的信息,拿出来组合,极端一点儿的打印出来就粘贴。可是实际上美国的案例、英国的案例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其次,国外战略过于模式化将直接导致可操作性差。

  麦肯锡的7S模式在咨询业内甚至被奉为“圣经”,而波士顿的波士顿矩阵模式也为业内所津津乐道。

  任国刚举例说:“做一个城市发展战略,负责经济研究的把经济数据填上;负责产业研究的,看政府工作报告将几大主导产业填进去;做空间的,把城市规划拿出来就做完了。但是经济、产业、空间彼此之间什么关系呢?没人知道了。然后就只能看重点产业,比如沈阳,要发展装备制造产业,他就会从他的数据库里调国外装备制造产业现在什么趋势,把那个拿出来就完了。装备产业,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趋势不一定符合沈阳的趋势。沈阳和哈尔滨的装备制造产业也不一定一样。所以这种机械式的模板就很容易模式化。没有个性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国外公司进入中国已经几十年,但是并没有发展得像想象中那么好,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任国刚表示。

  千城一面背后:案例照搬

  抛却国际公司自身工作方法和管理流程,导致水土不服的一个更为显性的原因是,中国客户成熟度低,不懂该如何使用国际公司。

  “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是,有中国的市场、客户对于使用咨询机构来提供服务,还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叶珺表示,对于什么样的机构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谁擅长什么,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怎么来使用,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很清楚。

  随着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深,更多的政府机构将面临选择咨询机构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在选择的时候,不是按照其专业和擅长,而往往是按照名气和知名度来选择。这样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盲从性。对于咨询公司来说可能就很容易失败。”任国刚表示。

  据专家介绍,新型城镇化的区域规划是非常复合的东西,附着了很多综合因素,其中有产业关系、经济关系甚至人事关系,要了解整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自的运行体系,往往这个东西是国外公司不擅长的。

  据介绍,一般来说,一个区域发展规划,要在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才能做产业规划和空间规划,接下来是景观规划、环境规划和生态规划等系列的专项规划。

  “有时候,政府直接找一家擅长做专项规划的公司来做战略,无疑是本末倒置。他不懂战略,只能是想曾经哪个城市做过一个类似的,就照搬过来了。所以做一个CBD,大家都是CBD,都是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现象不可避免。”任国刚表示。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企业也面临着经济上的考虑,每一个咨询人都需要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所以这些咨询公司也逐渐什么都肯接、什么都肯做了。

  “有些客户比如政府,喜欢大包大揽,就一整块全让你做。”叶珺表示, 毕竟外资的费用比较贵,有的时候直接请一家规划公司就把我们的事情也做了。比如阿特金斯也可能做区域发展战略。因为他如果不接这块业务,他本身擅长的这块收益也就没了。

  另据了解,同样是利益驱使,罗兰·贝格在给河北某城市做的战略规划中,把空间规划也做了。结果被诟病为“比一般的空间规划公司做得都要差”,因为罗兰·贝格没有配备完整空间规划的人员。

  初期聘请国外公司的上海尚且会犯错误,而今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不在大城市,恰恰是在中小城市,他们对咨询方面所知会更少,任国刚对这些政府做出提醒。

  第一,在这一轮规划中,选择咨询机构不要看名气要重实际;第二,要懂得第一个规划是战略规划,要找到这个城市的灵魂;第三,规划是要分不同层面的,不是一个公司能一包到底的。

  资料

  洋设计师在中国的败笔盘点

  一、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一座“大手笔”的“玻璃宫殿”,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公共建筑能源浪费的标本之一。安德鲁舶来的“能耗大户”有多大能耗呢?自2004年底运营以来,如果一年演出300场,需要开支电费800万元;如果演出500场,电费要上千万元。

 大西洋沿岸著名城市 追问中国城市求洋贪大,千城一面
  二、上海铁路南站

  同样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6万平方米的圆形透光大屋顶建筑,从正式运营起就开始进行节能改造,改造持续数年时间,也是法国人浪漫加浪费的作品。

  三、央视办公大楼“大裤衩”

  由荷兰设计师雷姆·库哈斯设计。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十大建筑奇迹”的央视新大楼,似乎始终处于各种“流言蜚语”的包围之中,并逐渐成为了一个舆论话题。2009年,“设计者承认央视大楼有色情寓意”的新闻更是引爆了国内舆论,在经历了一把元宵大火后,央视新楼再次陷入口水仗中。

  四、苏州东方之门“大秋裤”

  英国RMJM建筑设计集团规划设计。网友笑侃其就像“大秋裤”穿上了时尚潮品方头大鞋。东方之门(英语:The Gate of the Orient)是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的一座301米高的摩天大楼。东方之门占地面积约24000平方米,主体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建筑高度301.8米,总投资约45亿元人民币。

  五、杭州奥体博览城“比基尼”

  由美国NBBJ建筑公司设计。被网友形象地称为“比基尼”大楼。“比基尼”大楼,实为杭州奥体博览城体育馆与游泳馆效果图。杭州奥体博览城,位于钱塘江以南萧山区与高新区(滨江)交界、钱塘江与七甲河交汇之处,规划总用地面积约584.04公顷。在主场馆设计上,杭州市委、市政府极力主张要有独特性、唯一性、差异性,体现时代特征、杭州特色、钱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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