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俞渝：信息化程度低。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很多信息没有标准化，标准化的信息没有用，我们有几千家供应商向当当提供书，它会有很多的使用图片和简介，这对顾客来说很重要。现在很多出版社的业务主要还是给地面的店面，它给网上提供的信息还太少，电子信息这块还很滞后。比如说一本书，当当从出版社获得一些信息，更多的是当当自己的录入人员去扫描，键入这些信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之前，录入部分章节、插图等很多能给顾客做判断的信息，已经到了网上。
本报记者：你经历过中国互联网最初的阶段和现在的相对成熟的阶段，作为一个实践者，对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有何见解？
俞渝：中国过去的30年做了西方国家200年间的大多数事情。我们从没有私有经济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这是一个特别浓缩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浓缩的过程中，互联网对这个过程起了加速的作用，在一个信息很对称、很透明、很公平的环境中，这个过程不会那么明显。在中国，除了cctv，很难说别的媒体是跨地区的媒体，但像一些门户网站确实起到了跨地区媒体的作用，把很多事情呈现在观众面前，让公众知晓。互联网缩短了行业和行业之间学习、模仿和追赶的距离。以前了解一个公司和产品，你可能要出差，可能要去问很多事情，手抄很多笔记，现在你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情况，可以去网上看。互联网加速了经济发展中的很多事情。未来这种加速作用也会很明显，我们的体制决定了互联网起到的传播、集合和再次分解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对于当当来讲，在美国的一个消费者，互联网会让他更方便，在美国有很多像北京图书大厦这样的书店，很方便，他们可以半夜买东西。而在中国，当当做的事情除了方便是让顾客得到有和没有，比如有些东西在石河子就是没有，除了当当网，那里的人们没有更好的渠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互联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和起到的作用是西方同类公司不能取代的。
本报记者：除了网上购物，你有没有想到将来涉入互联网其他一些东西，还是已经把自己未来几十年想完了，只做当当这件事？
俞渝：我特别佩服制定计划的人，我做不到。我知道我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我还知道一年要计划下一年，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但你要说今后几十年怎么样，我不敢说，我觉得现在来讲我很喜欢，而且有很多事情我还没做呢！
如何保护家庭生活
本报记者：你和你先生都全身心投入在工作上，会不会牺牲家庭的很多东西？
俞渝：刚开始创业时没想那么多，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你在工作中已经看法不一致了，这种不一致还要带到家庭中。我觉得我们都花了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有一些基本的家庭规则让我们的家庭生活不受太大的影响，到了家里基本不谈工作，在办公室生完气会闷头呆会。这些基本的原则是挺重要的。
本报记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会不会很累？
俞渝：头几年会，现在很自如了。头几年时，在办公室都恨得咬牙切齿了，别人看不到罢了，你怎么了解我也看不到！那种愤怒会很多，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愤怒了。求同存异，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独立的管理人，就会有内部的分歧，我们把对方更多地看成是自己的同事，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另一半，就不会有太高的期望值。
本报记者：如果让你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
俞渝：我不知道，这种假如的问题特难回答。没有太多的遗憾和后悔，都是往前走，我一碰到这种假如的问题后，就不知道从哪讲起。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状态，没有想过要改变现在的状态。
生活之怕：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
本报记者：具体到当当来说，你把它的将来设想成什么样子？
俞渝：我只知道当当对全国的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很多人即便不在当当买东西，他也通过当当来决定自己要在当地的店里买什么。还有很多出版人也在逛当当，看有哪些同类的东西，通过看评价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策划。我觉得在卖好东西的同时，当当有很多功能要加，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往上加。
本报记者：当你有一天发现有一类商品比图书卖得好，会不会考虑把图书当成当当的一个附属品，而把其他类商品作为当当的主打类商品？有没有图书情节？
俞渝：如果有其他类商品在当当比书卖得好，我会很高兴，但当当会一直把书做好。因为顾客需要这个，当当也会做这个。就像你跟大董烤鸭说，你海参卖得很好了，大董别卖烤鸭了，你问大董干不干？大董肯定不干。因为大家认大董，它别的菜品卖得也很好，但它的烤鸭做得是最好的。今后当当精神支柱类的东西还会是图书。
本报记者：你最喜欢当当的客户对当当的评价来自哪些方面的东西？是来得最快，折扣最低，还是其他方面？哪种说法让你最有成就感？
俞渝：让我最高兴的是，因为有了当当，那些本来不看书的人也开始看书了。因为忙人的时间就这么多，当他有时间的时候书店已经关门了。但阅读和看书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经过一天的烦恼，回家翻几页书，你就安静和平和下来了，或者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一个好的菜谱，一个小幽默等，看书是非常好的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在没有当当之前，受众更窄，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这种满足和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
我没有想是不是人类的禁锢或者是什么东西，我看到可能是我喜欢一个好东西，想让更多的人喜欢，比如我非常喜欢彼得杜拉克的自传《一个旁观者的自白》，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十几年之前，像这样一个东西十几年之后又有人买，又有人说他好，我觉得很好，因为它里面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栩栩如生，文笔也非常好，这种好东西能够和别人分享，而且这种分享来自于四面八方，来自于我们相识的人，这种满足感是很大的，是让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本报记者：刘小枫有本书叫《我们这代人的爱和怕》，你们这代企业家心中的恐惧和爱是什么？
俞渝：我对这个时代的爱就是它的速度和那种正面的力量。速度，你说我们家门前的这条路说铺，转眼就铺好了。我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展，我住的那个旅馆，头一年去的时候在修，第二年去的时候还在修。还有，在这个时代，大家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好，大家会努力地去学，努力地去吸收、超越，这种东西我最爱，让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很大程度上比在美国愉快。说到怕，我会比较怕我们走得比较快的时候把一群人甩下了，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平，九年义务教育是否大家都能享受到？能否普及到12年？能否有更多的人有保障？现在这个年代挺好的，大家都得到了改善，只是改善的程度不同，我最担心我们会因为太快而甩下了一批人，那些人完全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是很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