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记忆 收录机 那些被领导人唤起的文学记忆



      2014年2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习近平说,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他的第一印象来自俄罗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正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完成的,“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

  习近平在此次专访中另外提到了一些俄语作家的名字,显示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与了解。“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磅礴厚重的俄罗斯文学曾经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滋养,是整整一代中国人重叠的阅读记忆,构筑起这代人隐秘内在的精神世界。

  回头重寻,我们选取了五位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的人物,讲述自己与俄罗斯文学的故事,这是带有私人意味的个人阅读,却也展示了被夹裹于时代洪流中不停向前的五段人生切面。在曾经的中国,在阅读充满各种禁忌的年代,俄罗斯文学却以众所周知的理由,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风靡:得益于左翼作家翻译

  时代周报:你最早是怎么接触俄罗斯文学的?

  蓝英年:1947年我在晋察冀边区连中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刚出版,我读的第一本苏联小说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象较深的是保尔和冬妮娅恋爱,其他情节记不清了。不知这算不算最早接触俄罗斯文学。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翻译和研究俄罗斯文学?

  蓝英年:1950年代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我们学俄语、苏联文学、苏联历史、联共党史,由苏联教师授课,自然与苏联文学接近。当时并没有研究或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想法,只想学好俄语。

  时代周报:那时候你比较喜欢哪几个作家?

  蓝英年:我在高中时就喜欢果戈理,后来翻译过两本与他有关的书。一本是魏列萨耶夫写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1980年代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几年内再版了四五次,后来台湾还出版了繁体字本。第二本是2009年为纪念果戈理诞辰二百周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果戈理》,是我翻译的。其实这次是再版,初版也是1980年代。我还写过几篇谈论果戈理的文章。我喜欢幽默讽刺作品,小时候喜欢读老舍的小说。

  时代周报:除了果戈理,你还喜欢哪些俄国作家?

  蓝英年:我喜欢冈察洛夫,特别是他的《悬崖》。他的文字真美,既有屠格涅夫的清新也有托尔斯泰的细腻。可惜我没翻译过他的作品。我翻译过库普林的作品,他的中篇小说《阿列霞》列入文学丛书,1980年一次印了十万册。后来我又翻译了《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库普林。我翻译的并不是我喜欢的,喜欢的没有翻译。我也很喜欢屠格涅夫和契诃夫,但也没翻译过他们的作品。

  时代周报:为什么当时俄罗斯文学会风靡中国?

  蓝英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俄文直接翻译的人很少,著名的有耿济之和孟十还,他们是翻译俄苏文学的先行者,不应该忘记他们。后来俄罗斯文学的风靡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介绍不无关系。那时翻译俄国文学的人大都是左翼作家,革命者,比如说瞿秋白、夏衍、梅益。瞿秋白就翻译过普希金的《茨冈》,茨冈其实就是吉卜赛,按俄语发音翻译成茨冈。瞿秋白和鲁迅都大力介绍俄国文学。

  解放之后有点不一样,不是个别人介绍,而是中央号召我们学苏联,一边倒。苏联诗歌在中国影响很大,新中国初期青年人都喜欢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待着我吧》,同学分手的时候,男同学在女同学笔记本上写的往往就是“等待着我吧”这首诗。

  这与翻译英法文学的译者不同,比如法国文学著名翻译家傅雷,他艺术修养很高,但不是革命者。

  分野: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

  时代周报:放到世界文学史上看,俄罗斯文学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蓝英年:我将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分开,两者分开的时间点是十月革命吧。作家库普林是1870年出生的,契诃夫是1860年出生,他们是19世纪后期的作家,算是批判现实主义最后的两名大师吧。俄罗斯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名著相比绝不逊色。比如契诃夫,什么时候都可以读,读后仍觉得有所感悟。经典作家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苏联文学?

  蓝英年:苏联文学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是歌颂现实,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斯大林。当然,还有一些好书受到批判,无法出版。

  时代周报:俄罗斯文学有什么精神特质?

  蓝英年:忠于现实,批判现实!像契诃夫、果戈理的作品,都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比如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今天你到俄罗斯去还能遇到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我与俄国人聊天,听他夸夸其谈,心里想这不是赫列斯塔科夫吗?!果戈理针砭的是俄国人的民族性,俄国人身上卑劣的东西。果戈理所以伟大,是他塑造的人物不朽,但人物不朽又是民族的悲哀,改变缓慢。俄国人身上不好的东西,果戈理批判过,至今仍然存在。

  时代周报:王元化先生晚年谈到,他的文学审美趣味停留在19世纪,尤其是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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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英年:1930年代那代人受到俄国文学的影响,热爱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至死不改变趣味。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未必接受。

  苏联文学的“皮书”年代

  时代周报:1949年以后成长的这代人是不是有一个苏联文学的情结?

  蓝英年:那时西方文学(英美文学)很少介绍到中国来,包括古典文学。大批的俄国小说翻译成中文,不管好不好。其实有一些作品很不好,但是也被翻译成了中文,比如上面提到的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就是一本闭着眼睛歌颂农业集体化的书,糟糕透顶,也翻译成中文了,因为这本书获得了斯大林文学一等奖。这本书在中国其实没人看。

  时代周报: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何?

  蓝英年:影响很大。比如中国作家田间,就受马雅可夫斯基和奥维奇金的直接影响。田间在诗的形式上是来自奥维奇金。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当时很流行,青年人都读。如1950年代初有一本《大学生》,我那时正好是大学生,读得入迷。大学生们还讨论《大学生》。那时的青年先读苏联文学,而不是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艺术、电影对中国青年影响非常大。比如影片《幸福生活》里的插曲,我们都会唱。

  时代周报:到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文学还能进入中国吗?

  蓝英年:那时出版了很多“皮书”,即白皮书和黄皮书,供内部批判用的书,把苏联的很多小说都翻译过来了,比如《多雪的冬天》、《落脚》、《你到底要什么》、《现代人》和《人世间》等,目的是供批判用,很多知青都读过,但他们未必抱着批判的态度去读的。我倒读得不多,因为那些作者在我看来不是优秀作家,没什么意思,但是那些作品里面也有点故事,也有点爱情,比中国当时的小说有意思。

  时代周报:苏联文学对当年下乡知青、现在五六十岁的这批人的精神世界又有何影响?

  蓝英年:比如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美好的。苏联文学主要讲述社会主义怎么美好。俄罗斯文学则更多地是对现实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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