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仁生保婴丹 “余仁生”的海外拓荒史



      余仁生是活跃于粤港及东南亚的一家历史悠久的中药店,为华南及东南亚著名的老商号,历史跨越130年。在海外华人之中,它与“北京同仁堂”及“东方红”鼎足而立,商业网络非常广泛。余氏的创业经历正好记录了19、20世纪之交,华人移民在东南亚落地生根、创业垦荒的历史,反映出华商在马来半岛开发历史上所扮演的“中介人”角色,见证了华商的经营圈如何跨进了马来半岛这个舞台。

  南下马来亚

  据余氏族谱称,余氏祖籍江西,至十六代的余鹤松才南迁至佛山,余鹤松乃江西一位“地师”(风水师),以堪舆为业,广植人脉。余鹤松经营的人脉正好协助其子余广培到南洋创业。1876年中秋后,余广培经父亲引线,向友人集得旅费,偕同妻子梁亚有(1855—1927)、弟弟余广晋途经香港,南下槟城。

  抵达槟榔屿不久,余广培一行三人寄居在友人的“和源”布服店内,翌年成为“和源”的合伙人。由于槟城的布店众多,图利不易,余广培遂转与妻弟开办一家西式面包店,但由于面粉价格急升,经营亏本,后来更因“和源”合伙人闹出纠纷,“和源”易名“和泰”,余氏被迫退股,更连累旗下面包店因他声誉受损,债主临门,最终被迫倒闭,亏本约1550元。在当时,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经济逆境中,经友人引线,1879年余广培南迁到新加坡,寄居在一家叫“裕生”杂货店内工作,“每月工艮〔银〕均有十元”。在“裕生”杂货店工作期间,余氏除打点店内杂务外,还负责往来槟城和新加坡之间,为杂货店收取货款,加上向店东贷来货品,沿途售卖,手上也渐积累起资财。

  马来历史

  现在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两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963年前,新加坡是马来亚的属地之一,称为石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地域多是指马来半岛的英属地和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槟榔屿(槟城)、马六甲及纳兰,而马来诸邦乃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包括霹雳(庇叻)、雪兰莪、森美兰、彭亨以及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自1795年之后,槟城在英国控制下,成为印度的殖民地,面对缅甸南侵的威胁,苏丹王放弃对槟城的控制权来换取英人保护。1826年,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这三处滨海之城便被合并成海峡殖民地。1874年,英国更把雪兰莪(Selangor)、霹雳(Perak)、森美兰(Sembilan) 和彭亨(Pahang)等地区并合,成立马来亚联邦(Federated Malaya)。

  余仁生在东南亚设有分号的地方分别有石叻(新加坡)、庇能(槟城)、埧罗(霹雳)、吉隆(吉隆坡)、金宝、芙蓉和务边。

  这些取道不毛之地的收款之旅,也开阔了余广培的眼界,令他亲访不少马来半岛上刚开发的边陲地,有助余氏日后迁入刚开发的霹雳省,开创其“饷码”(包收税款,Tax Farming)、采锡(Tin Mining)和杂货业务。

  经营“饷码”

  1882年,余广培的事业历经了一番巨变,余广培开始经营“饷码”。

  在18、19世纪之交,随殖民势力扩张,全球各大洲的物种加速了混种交流。例如,英人从巴西引入橡树,移植到马来半岛上,随着新式橡胶种植和开采技术的出现,透过华人园主大力开拓橡胶种植业,令马来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橡胶出口地。随英国的单车制造业、美国汽车工业冒起,更营造出庞大的车胎市场,加上全球工业化潮流,令汽车、罐头、轮胎等制造业跃起,马来地区出产的锡产和橡胶成了各国争逐的商品。这也吸引了英法势力插足东南亚,争夺土地和资源。

  当时的霹雳省是马来半岛上马来人和缅甸国的缓冲区,锡产丰富兼具战略地利,为兵家和商旅必争之地,加上当时马来人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治真空的形势,更引来英国和法国争逐,各自把势力伸展进马来半岛上。英人为防患马来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让缅甸和法国势力从中获利,遂决定捷足先登,把英国殖民势力由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些沿海据点,向马来半岛内陆大举扩张。但开发之初,英人还未能巩固统治,为便利英国政府采锡和收税,遂推出“饷码”投标这一一石二鸟的计策:一方面,把收税的专利权(如赌饷、酒饷、烟饷、当押饷、猪肉税)招标竞投,中标者同时享有税田上开采锡矿的专利权,这正好鼓励“饷码”商人大量引入华工,开发边缘地区。另一方面,英人坐收税饷和锡米供应之余,也可移民实边,稳握政权。

  1882年,余氏在代雇主远行收款路上,看见一张“红毛政府”(指英殖民政府)公告,英人行将在霹雳省进行投标,把赌饷、酒饷及典当税三项专利权招商承办,价高者得,成功投得“税田”者,按标书所订,向英人缴付一笔固定税款后,即可专享“税田”上的三年收税权,赚取税饷差价。他见有利可图,遂向友人和雇主集资,用“裕生号余广”为登记名号,成功投得在霹雳埠务边(Gopeng)一区的税田,担任管理一职。

  在当时英人心目中,华人正好是马来半岛上极佳的“饷码”经营者,相对于马来土著,华商具备以下的优点:首先,华人侨民的血缘、乡缘、业缘网络广布,组织能力较强大,筹集资金和人力的网络可以轻易跨越疆界,有助“饷码”经营;其次,华人侨民的经营知识丰富,如以脚搭水车辅助水淘法,尽用地利开采锡矿等;再者,华人侨民正好可助英人一臂之力,达到开采锡矿,移民拓边的目的。在这新形势下,不少经营“饷码”发迹的华商把业务扩张至其他商业领域(如地产、橡胶、采矿业),这也令华商社群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即使“饷码”之法被英殖民政府取消后,华商社群仍能保存其经济势力。

  在投得“饷码”专利之初,余氏便告诉父亲:假若“祖宗有灵,将来三年期满,或可获数仟之资”,但1882至1884年间,他却多次透露旗下的“饷码”经营困难重重——他投得的税田“锡米”收获甚少,加上连年火灾,经营甚困,到1884年才发现了矿床主脉,可惜却遇上锡价下跌,盈利微薄。虽然“锡米”利润甚浅,但余广培又称税田上的主要利润,既非来自采锡,也非源于“饷码”税收,反是来自他在矿场内开设的杂货店——“仁生”号。

  饷码制度

  饷码制度(Farm System),是英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殖民地实施的一种税收承包制度,设有码官,采用公开招标。当时许多有势力的华人帮派领袖都靠承包饷码致富,这种制度也成为十九世纪华人社会纷扰的主要根源。

  类似“饷码”这种招标承饷、透过中间人收取税项的方法,绝不是马来半岛历史所独有。据学者研究所见,远自古代埃及、鄂图曼帝国,近至18世纪的欧洲(尤其在交通发展欠善、政权未能深入地方时),招商承饷的措施便甚为普及,政权会把不同的税饷下放给商人代办。例如,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治分裂之际,这种招标承饷的方法也被不同政权用作筹饷的途径。

  税田上的“仁生”杂货店

  自1882年,余氏获得务边矿场上的“饷码”(税收)专利权后,便在矿场内开设了一家“仁生”店,由中国运来药材、土产和中式货品,例如“京青布脚带”、“水靴”、“粗着鞋”、“水屐”等),转售给税田上工作的矿工。

  在19世纪,随英法势力开发东南亚,招来华工深入不毛之地,垦荒拓土,在香港、澳门等地出现了不少荐人馆(即所谓“猪仔馆”),招募华工南下。据估计至19世纪末,约八万名契约华工迁入霹雳一省。马来地区数目激增的华工为余氏提供了无限商机,税田上的华工越多,“仁生”杂货店的客源也就越宽广。

  余氏把“饷码”、锡矿、杂货店三大环节连在一起的经营计策,为“仁生”杂货店赚来可观盈利。随余氏经营的矿场数目渐增,“仁生”杂货店的分支店也就越开越多,并分别在务边(位处今霹雳州)、金宝(Kampar,位处今霹雳州)等新开发区域设立分店。

  由于矿场内华工汇款回乡的需求日增,“仁生”杂货店兼营起了汇兑生意。在1908年的《马来亚年鉴》上,便刊登了多家“仁生”杂货店的相片,店铺门楣上全挂有“汇兑”的大匾额。而从账簿记录所见,更证明汇兑一度是“仁生”杂货店最大宗的收入来源。透过联号网络,仁生以香港为中转站,从石叻(新加坡)、庇能(槟城)、吉隆、埧罗、金宝、芙蓉及务边等分店收取汇款,再由香港转赴广东各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余仁生已扩展成区内举足轻重的侨汇机构,而余家也堪称富甲一方。

  此后,在汇兑业务的根基之上,余广培的儿子余东旋涉足银行业,并在1920年,与新加坡粤籍侨领吴胜鹏、李声余等,合伙创办利华银行(Lee Wah Bank),资本仅次于四海通银行及华侨银行。当时英属马来亚的银行业,多由汇丰银行及印度渣打银行垄断,而华侨经办的银行共有六间,除了四海通银行、华侨银行、利华银行外,还有资本较少的广益银行、广利银行和大华银行。

  学者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的华侨金融业存在着浓厚的“帮派主义”,其股东、客户和贷款对象皆以同帮关系来结合。新加坡有名的乡帮银行有:潮州籍的四海通银行、客家籍的侨崇银行、福建籍的华侨银行。余家的利华银行是当时新马唯一的“广府帮”银行,这也为余氏日后进军地产业奠下了基础。

 余仁生保婴丹 “余仁生”的海外拓荒史
  家族争产

  就在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余广培忽患急病逝世。

  1891年初,他续了霹雳州的包税权,3月回到槟城后,忽然病起来,皮肤出现红斑,情况十分严重,与死神搏斗10天后,于3月24日与世长辞,时年仅38。

  余广培过身后,很多大家族都无法避免的事又发生,他两位妻子跟两个弟弟广进及广德互相争夺他的财产。

  文氏写信通知佛山的婆婆,指余广培已作出三项安排:①有关包税权的一切事宜交由槟城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Grant Mackie托管;②所有家族的资金由文氏控制;③一切有关余的生意事宜,均由余的生意伙伴赵东兴负责料理。

  文氏又写信给梁氏,指余的生意正面对困难。又投诉两位小叔不务正业,终日沉迷于嫖赌,不断从槟城的家族店索取金钱。

  余广培两位弟弟均声称他们有权分享兄长的财产,而两位太太均认为应由余广培的后嗣所承继;至于谁是余的后嗣二人却有不同看法。

  梁氏当然认为是她为余广培所生的独子余东旋,而文氏虽然没有所出,却在余过身后立即过继了姐姐的女儿,以此争取余广培财产的继承权。

  后来,文氏觉得家中需要个男人,以抗衡两位小叔的压力。最终,1898年,在父亲去世7年后,21岁的余东旋子承父业。虽然发现两位赌徒叔父已将仁生店的现金和存货盗用殆尽,而那些锡矿亦已再无锡可采,以前是收入主要来源的包税业亦已没落,但在发愤图强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之后,“余仁生”终得发扬光大。

  回顾余广培在东南亚垦荒拓土的经历,它正好见证了华人移民在马来半岛开发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华人可说是英国殖民政府开发马来半岛的“中间人”,同时也是“饷码制度”在马来半岛推行的关键因素。而不少经营“饷码”的华商也把业务扩张至其他商业领域(如购地、采矿业、杂货业),即使“饷码”之法被废止后,不少东南亚华商家族仍能保存其经济力量,并在南洋发挥强大的影响力。 本文部分节选自《余仁生家族的创业、传承与应变》,载郑宏泰、周文港(编)《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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