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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放缓的新阶段，“金融空转”的风险却进一步上升。2013年以来，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反差，表现出明显的 “避实就虚”倾向：一方面，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周转率降低；而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下滑，债务比率上升，银行隐性不良资产风险也开始抬头。 而从全球货币环境看，利率“外低内高”，也加剧人民币“外升内贬”和国际资本套利风险。当前，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环境，但国内利率却出现大幅上升，国内的钱变得更贵了。近两个月，虽然银行间市场并未出现类似6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急速飙升的状况，但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明显收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甚至在11月底超过4.7%，不仅超过了2007～2008年水平，更一度逼近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同时企业债收益率也顺势上浮，进一步影响到包括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计划，推升了市场平均融资成本。 相对于美元、日元、欧元、日元等低息货币，人民币利率较高，境内外正利差进一步刺激套利资本流入国内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和输入性通胀。10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大增4495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增量扩大近七成，且创下2008年1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利率汇率政策在人民币“外升内贬”背景下面临两难困境。 这对传统货币调控手段形成了新的重大挑战。如果不收紧流动性，资产泡沫风险可能难以遏制；如果政策紧缩，有可能使并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基础动摇，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一方面，在通胀仍在温和回升，特别是跨境资金流入以及人民币持续强势推升中国房地产价格升值预期的大背景下，央行可能会开始收紧信贷“总阀门”。总体流动性充裕决定了央行必须维持不放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甚至有趋紧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当前，对习惯于监测M2增速和贷款额度的央行而言，控制流动性和信贷条件已变得更加困难。货币当局需要避免金融“去杠杆化”过猛，考虑到明年美联储政策可能成为影响全球流动性格局的最大变量，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必将对外生流动性形成新的冲击。货币政策在平衡国际与国内，实体与金融之间几乎没有多少政策空间。 在这种政策压力下，中国货币政策更多应该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更多运用结构性和功能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可以一定程度“对冲”改革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使用再贴现、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SLF）、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的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 其实，中国货币存量并不少，但期限错配、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和结构失衡所在。因此，在货币流向方面必须更多引导中长期资金进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长期资金的领域，如城镇化进程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等领域，其关键是设法稳定这部分中长期的优质资金，提高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正收益，并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为突破口，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拓展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