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安徽铜陵，长江边上的一座皖南小城，屡次因为 “改革”备受瞩目。
最早将铜陵与“改革”叙事相联系的，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1991年11月14日，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在《铜陵报》组织发表了题为《醒来，铜陵》的文章，震惊全国。文章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自汪洋开创了“改革小气候”以来，铜陵一路先行先试，成为改革热土。本世纪以来，“铜陵模式”不胫而走：2006年，经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肯定，铜陵“均衡教育”旋风席卷全国；2010年，铜陵试水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在国内率先尝试撤销街道办“隔热层”，政府服务逐渐下沉；2012年，铜陵推动了被称为“史上最彻底的户籍改革”……
如果我们跳出时间的限制，审视铜陵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变革，不难发现，个中脉络均指向今日中国政经视域中的一个宏大命题：治理变革。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其论著《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中曾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完成艰巨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这场被中共诠释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决定》还指出，需要“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
某种程度上，铜陵正是中国治理变革的基层试验场：这个人口74万、总面积1113平方公里，安徽省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以铜立命，因改革而崛起，人均GDP能与北京、上海媲美。然在经历了几十年重工业开发后，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铜矿资源面临枯竭、土地资源遭遇瓶颈，铜陵主政者在探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可持续增长路径中，大胆推动了经济社会中“人的因素”的治理变革：这座城市的居民孩子上学不需“择校”，户口没有“城市”与“农村”之隐形的福利差别，街道变身大社区，社区居委会实行直选，居民议事厅决策公共议题……
一连串的治理变革别有新意，用改革换取新的改革红利，这是“铜陵模式”的活力之源。基于此，我们便能真正理解，在汪洋开启了这座皖南小城的改革密码之后，铜陵何以持续蓄积改革的动力，进而发挥从改革走向再改革的能力。
即将到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中国期待更多来自基层因地制宜发挥能动性，实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探索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解读铜陵改革路径和改革动力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