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之变与管理之道:一分为三与波形收敛



      齐鲁之变

  宋代名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意思是《论语》中包含了丰富到足够乃至用不了的治理之道。而这里的“治理”不外乎是“管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在我看来,《论语》中的管理之道,或许国人尚未完全悟透。“齐鲁之变”即是其一。

  《论语 "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文字简单至极,文意似亦不深。千百年来的主流注释出奇一致,这大概也是《论语》注释中的一个奇迹了。即如《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尚有多种注释。有说“按时复习”的,有说“时时复习”的,还有说“时时练习”以及“及时实践”的。而“齐鲁之变”的注释,从朱熹“集注”起,到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课,再到钱穆“新解”、杨伯竣“译注”、南怀瑾“别裁”,傅佩荣再次“新解”,李泽厚“今读”,李零“我读”,译文大致为:齐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鲁国,鲁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道。解释大致为:齐国实行霸道,急功近利;鲁国实行王道,崇礼重义,王道高于霸道,鲁高于齐。

  果真如此吗?我的观点是未必。道理很简单,齐鲁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且齐之所长,正是鲁之所短;齐之所短,正是鲁之所长。长短相对,且互补;王道与霸道相对,也互补。因而,完善自身的变革方向正是对方。这就是变革之道、“易”之道,也是管理之道。它本来可以有多个名称:太极、中庸、对立统一、一分为三。但前三个被久用、滥用、误用多年,以至于以讹传讹,不知其所以。因而,本文使用庞朴先生主张的“一分为三”的名称。其要点有:1)有A,2)有A的对立面B,3)AB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以此来完整理解齐鲁之变,只需加一句即可:鲁一变,至于齐,齐一变,至于道。

  一分为三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何会误解千年?据说“易”有三解:变易、不易、简易。套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分为三是“变易”之道,这个道千年“不易”,但其实也相当“简易”,或者说简单。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孔子的本意可能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对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①的态度。

  功德的说法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然而所谓的三不朽,其实质仅“功”、“德”而已,言只是对功德的记录。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孔子及其后的儒家尊崇立德、王道与德治。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孔子的A面,忽略了B面。

  证据之一,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孔子对管仲的德行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器小”、“不俭”、“不知礼”(《论语 · 八佾》)。但当两位高徒子贡和子路质疑管仲“不仁”时,又为他辩护,称许“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 · 宪问》)。并将一向吝于给人的“仁”②慷慨地送给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可见,夫子并不拘泥于德,甚至有一点偏向于功。
 齐鲁之变与管理之道:一分为三与波形收敛

  证据之二,是孔子对“致富”的看法。孔子自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先生更愿意粗茶淡饭,曲肱而枕,乐在其中。他很喜欢的学生颜回,同样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夫子的评价是:“贤哉回也。”这被称为孔颜之乐,其所乐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安贫乐道。单看A面,“子罕言利”,“君子固穷”。但翻过B面,其实子也曾经曰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很欣赏的学生子贡,就是一位致富达人,“亿则屡中”,相当于现在的股神,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而且屡发屡中。夫子对子贡的评价是“瑚琏也”,栋梁之材。可见,夫子乐道,义以为上;但也非耻于言利,反倒有点致富光荣的味道。

  证据之三,是儒法两家的学术渊源。儒法两家看似泾渭分明,儒家主张立德、王道、德治,法家主张立功、霸道、法治。但蹊跷的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吴起、李悝是子夏的学生,后期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而子夏、荀子均出自孔门,是正宗嫡传的儒家。究其原因,儒法两家,再加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易经。只不过对“易”的理解,道家主“变易”,法家主“不易”,儒家执两用中,主“中庸”,执经而达权。

  所以,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有对立,也有统一,不能偏执一端,而应该执两用中。是为中庸,或称太极,也即一分为三,还可以叫做对立统一。从上面的证据来看,孔子是明白的,《论语》也是阐明的,只不过被误解、被误读了。其中不乏夫子的及门弟子。此外,孔子被误读为偏重德治,也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霸道横行。因而,孔子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德治,崇礼重义,正是对时弊的纠偏,恰好符合一分为三的管理之道。

  波形收敛

  管理涵盖多个层次,可一言以蔽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小到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大到组织管理,乃至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管理之道是普适的。

  国家治理的两个关键政策目标是公平和效率。前者是内部凝聚力的基础,后者是外部竞争力的来源。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来说,二者缺一不可。这是它们的统一性。但二者又很难兼顾,偏于效率则有损公平,强调公平又伤及效率。这是它们的对立性。因而政策的演变轨迹往往就是在二者之间往复。

  新中国以革命的均贫富而建国,前30年公平优先(这是革命逻辑的自然延续),结果却只是均贫,无法共富。后30年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中国制造大行其道,大多数人比以前富裕了,然而却少了幸福感,多了焦虑心,因为贫富不均,公平缺失。“反者,道之动也。”接下来的30年,毫无悬念,政策会导向公平优先。近年来,理念层次上的和谐社会、中国梦,实践层次上的养老、医疗等福利,户籍、教育等改革,无不指向公平。然而,这一次向公平的回归,不会回到大锅饭,不会回到一大二公。这也就是一分为三的第四个要点:对立双方的往复是逐步收敛的。我称之为“波形收敛”,图示如下:

  图中的公平(1)和效率(2)是对立的双方。如前所述,中国处于由效率转向公平的阶段。与我们相反,欧洲处于由公平转向效率的阶段。但其演变轨迹,则与中国无异。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的演变轨迹,与欧洲无异。包括再下一个30年。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世界潮流。宗教的祛魅和世俗化使人免于神权的压抑,宪政的出现和演进使人免于皇权的无节制压榨,由此获得并不断扩展了精神和人身的自由,增强了财富生产及交换的意愿和现实可能。经由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动力技术和社会分工思想的推动,财富创造效率大大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100年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财富还要多①。但这一阶段,自由竞争的丛林法则、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劳动者的低博弈能力,也导致了公平的极度缺失。贫富差距悬殊,资本与劳动者严重对立,资本被形容为“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劳动者则被鼓动联合起来,打破身上的锁链,赢得整个世界。

  为了平息绵延于欧洲的革命怒火,各国的政策取向陆续由效率转向公平,建立并不断提升福利体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福利制度养懒人,损害的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意愿。欧洲在多年的福利重负之下,逐步变得步履艰难。而始于2009年的欧债危机,则宣告了福利时代的终结,欧洲将再次转向效率,以重新获得外部竞争力。其标志是深陷危机的“欧猪”各国(P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以及其苦难同命的拉丁兄弟法国,乃至全民福利制度的鼻祖和样板英国,纷纷采取了延迟退休年龄、削减退休金、减少福利和补贴,以及裁员、降薪等政策手段。而在这些政策之下,最受伤的正是社会的中下层。公平的背影又一次渐行渐远。当然,不会远过滴血的、雾霾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图中的中庸(3)是对立双方演变的终极目标。就公平与效率而言,是二者多次(也许是N次)往复之后,可能达到的最佳比例。但更可能的是,这一比例永远达不到,而只是逐步收敛,无限趋近。就像孔子所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 "中庸》)。更何况,事物(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冲突或张力,一旦冲突或张力消失,发展的动力也将式微。由此看来,大同世界、和谐社会、共产主义原本就应该是美丽的乌托邦。否则,历史一旦终结,未来将走向何处?

  所以,对立双方的演变,在波形收敛之外,还应该有其对立面:波形发散。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分为三的完整演变轨迹。就像宇宙有大爆炸,也有黑洞。前者是一个发散的过程,后者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地球和人类诞生并存在于大爆炸,这个正在由强变弱的过程中;或许将终结于黑洞,这个正在由弱变强的收敛过程。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弱者,道之用也”。强者是历史和现在,而弱者是现在和未来。只不过对于宇宙的历史和未来,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就像庄子所说的“蟪蛄不知春秋”,短暂到只可神游、无法记忆和规划而已。

  包容性及其他

  包容性(inclusive)大概可以算得上近期的热门词汇之一了。百度一下,结果有1800多万条。从亚行提出包容性增长,到胡锦涛的包容性发展,再到阿斯莫格鲁(Acemoglu)和罗宾森(Robinson)的包容性制度,均强调多元参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事实上就是更加追求公平,因为亚洲和中国在经济追赶阶段,普遍存在效率凌越公平的问题,包容性是对这一问题的纠偏。

  阿-罗的包容性制度,与少数人垄断权力和财富的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构成了对立的一对概念,被用来解释何以有些国家繁荣,有些国家贫穷。他们提出,国家繁荣的条件,除多元共享之外,还需要强国家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有足够中央集权又多元化”的制度安排。不难看出,这个条件中包含了两个对立的要素:集权和多元化。或者可以换成更有对立色彩的两个词:集权和分权。如果说公平和效率是治理政策的两个目标,那么集权和分权可以看作是实现目标的两个政策手段或制度安排。而这种手段也是一分为三的。

  有点巧合的是,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的福山,近来关于国家治理的观点中,也包含了类似的辩证思维。他将治理定义为“政府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并提供服务的能力”,而治理良莠的分野在于自由裁量权和规则细化之间的权衡。自由裁量权过多的强国难以持久,但规则过细的强国同样不可持续。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久远一些,国家治理上的一分为三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就已提出的一个概念:第三条道路。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左派与右派、公共管制与自由市场、人文关怀与经济效率的权衡。100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也见证了大家都在走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在学习社会主义的公平和管制,而社会主义在借鉴资本主义的效率和市场。这,其实可以看作齐鲁之变的现代版。对此,我只能说,治理之道就是一分为三。

  尾声

  回到齐鲁。《吕氏春秋》上记载了一个故事。吕太公①封于齐,周公封于鲁。两人关系不错,探讨治国方略。太公曰:尊贤上功。周公曰:亲亲上恩。太公又曰:恐怕鲁国要贫弱了。 周公亦曰:鲁国虽然贫弱,但齐国恐怕要被外姓篡位了。此后,齐国果然日益强大,成为霸主,但传位二十四世后,被田成子篡位。鲁国日渐贫弱,仅能勉强维系,但存续了三十四世后才亡国。

  可见,霸道王道,各有短长。偏执一端,均非治道。审时度势,执两用中,方为管理之道。是为一分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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