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个人鉴定 牛人一个,高中毕业的



    像时空颠倒,像命运棋盘上掷出的一把令人瞠目结舌的骰子。

  遭遇极富盛名的京城房地产SOHO现代城以后,再见到潘石屹,得知他的经历,这样的感觉就在你的脑海里盘旋不去。

  这个甘肃山沟里土生土长的人,和那些焕发着前卫、现代、人性之美的先锋建筑之间竟然是开发商和其地产项目的关系,而他本人说话依然带着浓浓的甘肃口音,甚至还有谈话间把腿盘上座椅的习惯……

  下 海

  我是甘肃天水人。听说过麦积山这个地方吗?一个山沟,有很多野花。其实,童年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到贫困啊疾病啊有多可怕。到后来长大一些,到镇上、县城去逛了回来才发现村子里的贫困,一种特别强烈的反差第一次冲击了头脑,后来考上镇上的中学,班里主要是镇上孩子和兵工厂子弟,只有三四个同学和我一样来自很偏僻的小山沟。我们这几个人身上穿的衣服、说话的腔调、交往的日子、习惯与爱憎都与镇上的孩子不同。我记得才开始上初中的大半年,我们几个总是团结得紧紧的,结成一个不可侵犯的小圈子,敏感地对抗镇上一帮想欺负我们的小子。这个镇当时叫“东泉公社”,现在叫“马跑泉镇”。 后来我爸爸“右派”平反,我家搬到另一个县城,但我还经常回山村去看望亲戚。记得有一次去叔叔家看我奶奶,我奶奶想给我做顿好吃的,但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一点细粮了。我奶奶就从厨房翻出来几个装过细粮的面口袋,让我撑着口袋沿,自己用根擀面杖啪啪地打袋身子,翻过来打一圈,然后再翻过来又打一圈……最后有了一小把白面。我奶奶将这把白面揉了个面团,用擀面杖擀了一张特别簿的饼,再用玉米面压在这张面饼上,撒了些酸菜、葱、蒜,卷起来在热锅里做了个“菜合子”。我叔叔家里的孩子也很久没吃过细粮,这个“莱合子”大家就一齐分吃了。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而且觉得我们理所应当这样疲乏地生活,应该这样吃不饱、穿不暖。

  你今天也许想像不到,在这种情形下,紧接着发生的“包产到户”对农村人的观念影响有多么巨大!包产到户树立了我对于市场经济的第一个价值观念。我头一次知道,除“人民公杜”以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劳动方式。

  大学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高中毕业以后,由于受一场车祸的影响,我先只考上了中专,机械制造,车、铣、钻、磨全部学会了。中专这两年对我影响特别大,对我人生而言,那是我真正从农村走到了城市。之前我呆的那个县城可能在全中国都是最落后的县城,没有1 米的柏油马路,跟农村差不了多少。等我考到兰州,大概17岁吧,第一次见到大城市,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公共汽车,没有见过红绿灯,对我的冲击力非常大,包括我的说话、衣着和那个城市特别不协调。

  大学毕业后,我分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这个局有4万多人,光机关干部就有10000多人。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城里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个新角度。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城里有什么变化。“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就是可以让人们从凝滞开始流动,重新组合,重新获得平等的神奇力量。

  1987年4月我从机关辞职下海。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当时胡耀邦穿一身西服都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我感觉到随着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我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80多元人民币,买去深圳的火车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10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在深圳的这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我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感觉非常压抑,刚下海心理也脆弱。没下海前,在机关收入、福利待遇各方面相当不错。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每月还有20元的野外津贴!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人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我下海惟一支持我的人。

  1989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从心里讲,我特别喜欢海南这个地方。“如果说要有点感应的话,从 1989年登上岛的一刹那和海南就有感应。当时我坐船到海南秀英。到时已经是晚上了。下船一看,哎哟,岛上黑蒙蒙一片。走到街上,每个小摊贩前面都有一个小发电机在突突发电,灯泡都是一闪一闪的。潮湿的海风吹着,我们就在昏暗且忽闪的灯光下吃了个大排档,感觉自己像电影《海峡》里偷渡上岛的“刘阿太”。谁知第二天起来,发现一大群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来,汇集到龙华路和大同路上,热闹得如同集市。唱歌的唱歌,作诗的作诗,谈对象的谈对象,卖大饼的卖大饼……全是从内地来的,这些人纯粹是机缘拼凑到同一时空的,有寻找机会的大学生、稚气未脱的高中毕业生、工作几年想逃逸旧环境的人、想脱离土地的农民、义无反顾的逃婚者……我们刚到海南的时候,小小的海岛竟然挤了15万人。我想,海南岛真是个奇特的地方。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又回去了。我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300多个民工。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这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1991年2月,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海口的人几乎跑空了。那年海南西瓜大丰收,却无人问津,都烂在地里。过春节前一天,我上街买了个西瓜。将我的照相机放在墙台上、设置好自拍功能,给自己照了一张吃西瓜的纪念照。照片冲出来以后,我在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字,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但现在看那张照片,觉得那时还挺精神的,如今要找回那种状态还很难呢。那时我27岁。

  大年三十没钱回家,我一个人在一家招待所开了个最便宜的房间。我想,家里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虽然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但和他们看一样的节目也至少可以和他们同乐,有同样的感受啊。我跑到一楼央求一个值班的小姑娘让我在值班室里看春节联欢晚会,她同意了。谁知晚会刚看了个开场,她又改主意了,死活不让我看,一个劲赶我走。我只好一个人回到房间。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漫上心头。当时特别想找一个人聊聊天,无论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孩子。我走到招待所二楼的窗户边,一边听着外面海南人在起劲地放鞭炮,一边睁大眼睛分辨楼下的路上有没有什么人经过。一直站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有一对男女说说笑笑地走近了,我就在楼上一直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笑声,眼看他们要走远了,我赶紧回房去拿出照相机,将镜头推出来,从镜头里一直看着两个身影走远、走远……心里特别孤独,特别想家,放下照相机时,我已经流泪了。

  创 业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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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共6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到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那里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我们,当时没有钱。我们有个朋友,是个女的,听说我们注册了公司,跑来一看,办公桌还积了很厚的灰,就说跟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往来,要出问题的。

  我们基本是炒房炒地起来。没钱怎么办,说找到了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当时他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我们贷款500万人民币,利息好像是20%,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这个条件今天看是天价,但当时真就有点像天上掉下来500万!

  拿到钱后,先买进了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3000元一平米买过来8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到海南发展。

  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要没有他的南巡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巡讲话。先来了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我开价4000,又来了一个内蒙的,我又开价4100。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来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他两个儿子说不谈了,咱们走,老头说沉下心,再谈谈。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4200出去,韩九吉买了3栋。没多长时间,又有2栋6000元一转手就出去了。另2栋卖给了内蒙古人,其中一座自己住着,挂一块牌子。为吉祥起见,我这座别墅的价格是“8888”,结果砸在手里,现在也没卖出去。在我的婚礼上,韩九吉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直接送到我手里,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跟在海南炒地的时候一样,感觉就像现在的“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2001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个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这个大市起来你不介入,这是愚蠢。聪明人就是别随波逐流,你能往上走时就走,当别人还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认为该退的时候就退了。

  1990年的时候,海口有2个数字引起我的注意:常住人口 15万,暂住人口 50万。而我当时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50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平方米多一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我感觉快出事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那时有了点钱,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5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先跑到怀柔,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我们也很能谈得来,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说咱们发展经济要思想解放一些。我到国外去,人家营业执照只注明什么东西不能做,剩下的都能做。过了两三天,工商局给我们批准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倒也清静。就在这时,海南岛已经掀起了股份公司的人感觉离我们特别远,都是明星。

  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4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6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正好冯仑认识他。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我当时在北京没有多少熟人,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在煤炭部工作。他从日本一回来与我通话,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找上几“中字头”的公司作发起单位。当天,我们一起与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与他们谈了我们的想法都很快就同意了。说这2个单位估计你盖个章没问题。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我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大,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8不就是“发”吗?我注册8亿吧,大家都同意了。注册时就叫“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我找了个小伙子准备材料,结果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

  公司注册下来后,股本金怎样到位呢?而且给我们规定2个月就得到位,否则2个月以后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我想到了广告,我们在《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我们起草时学习海南的叫法写成了“招股通函”。《金融时报》一个整版要4万元,因有位员工的父亲正好在这里工作,就打了5折,交了2万元。

  广告印出去后,这件事情搞得我焦头烂额。我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证监会副主席先看到,马上给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打电话,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又给北京市打电话,让我们去汇报情况,这件事我不知道是犯了错误还是没犯错误。到了中南海边上的体改委,一进门,体改委几个处长都在,一人手里拿个复印件,都是我们在报上登的广告。在这之前,我专门找过北京市体改委的主任,主任说,它是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又没说北京市应该批多大,我们批8个亿,批80个亿也是我们的权限,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当时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我们自己也很紧张。我一到会上才发现,外面说的和体改委关心的,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定向募资,体改委关心的是文件下发后,定向募资到底怎么做,政策怎么进一步制定。他们问我,我就拿着资料一边流汗一边说,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满脸是汗。当时有个司长说,小伙子你别紧张,慢慢说。他问我,你给你的股东发的股权证是什么样?我说我已经印好了,每人发了一张。这个股权证我是在印人民币的白纸坊印的,用与人民币一样的纸张,还带着水印,就是尺寸比人民币大一点。背面是一个一个框,谁转让给谁都可以盖章,并且把国家体改委关于股权证的规范意见一条条都印了上去。那个司长说,这还真不错。他又拿出一个海南做的股权证,说这就是街上买的收据,代股权证。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我一听这事没那么糟糕,就放心了!他们说,我们这政策刚出台,还得总结经验,不要出问题。

  这个规范意见回过头看,实际上我们国家走了一段特别大的弯路。这一切就因为公司法迟迟出不了台。公司法如果早出台,所有事都统一了起来,正因为公司法不通过,才出了一个政府的规定,使定向募集公开发行、法人股、个人股,这些东西都乱了套。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当初我们在广告上打了大约有1000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头对当时的状况不可想像:成本每平方米3万元。

  现代城

  万通广场一做完,大家有了钱,这6六个合伙人就各想各的了,批判我太老财了,守着北京的一块都不给兄弟们搭舞台。我呢确实比较老财,几百万可以,上亿往外投,我基本都持反对态度。但这时候也反对不了,还是投。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然后收购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投资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我们都冲昏头脑了,原来量的时候就像天平上的刻度,多少克多少克的,现在成了大秤了,说是咱们粗点量,只要量个大概就行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北京保利大厦前的一条小街道上吃饭,吃一盘莱,我记得是一盘土豆丝,就为到底是8八元还是5元钱,就和饭馆的服务员争起来了。可那时候我们正在大笔大笔地往外投钱。

  没见过那么多钱,突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找不着感觉了。现在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市场经济初期,也必然要犯这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迷惘了一段,马上就感觉不对了,马上觉得我们要给这个社会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回报。如果帐面上得到那么多钱,总觉得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时我强烈地想看看国外的人有了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是怎么吃饭怎么穿衣的。另外也一下子特别喜欢历史,历史上那么多人一旦拥有金钱、财富、权力时,他是怎么过来的。我过去读历史不系统,南怀谨的书教给我一个怎样学中国历史的方法,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你说你就每天背一段,对我就特别有启发。刚开始看时看不懂,现在成了我生活中的老三篇了。

  1995年我到欧洲,看到他们越有钱越低调,不像国内有些人挣了钱一定是金链子,面部表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令我们不可想像。

  从国外回来就开始注册自己的公司,北京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离开万通,对我而言还是挺痛苦的。成立自己公司后,首先是关于商业经营上的冲突。张欣在剑桥大学毕业,受过非常正规的西方训练,崇尚的是理性、民主、人文关怀;我呢,土生土长中国老农民的一套。张欣天天要开会,就像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那种形式,每一件事大家要讨论,要跟大家说清楚。结果我是一个说不明白事的人,我原来一直是跟着感觉走,我感觉对了,下面的人都跟着我走,你别问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像国外的辩论会一样,我明明知道这些人说得不对,却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这一段时间又特别痛苦。最后我跟他们说:一个国家要民主,一个企业要独裁。一个国家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一个公司再这样民主下去就不行了。当时就和张欣吵架,她认为民主才是有生命力的,你为什么想说清楚而表达不清楚?肯定是你的表达缺少训练。

  结果还是以我的意见为主,我认为做生意不要用嘴去说,不要用眼睛去看,要闭着眼睛去听去闻,寻找这样一种感觉。冲突最激烈时我们差点离婚。

  我们这个公司的成长当然与现代城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城这个名字是北京市一轻局的领导起的,他们是地主方,已经起好了名字。我觉得这名字还可以,没想到现在能成为一种概念,惟一考虑不妥的是不平和,现代过一段就不现代了。

  做房地产一要看地段二要看时间,有许多项目地段选得很好,资金也很有实力,做砸了就因为房地产周期的经济波动。你要在高潮时进货,低谷时往外推就做反了,再有能耐也没办法。

  现代城原来是北京二锅头酒厂,一星期出酒糟的两天根本就没法进来,出酒糟的臭味连国贸大厦都能闻到。我自己下决心建现代城之后,我又派两个助理看了一圈回来,向我汇报,我说你们不要两个人一起汇报,一个一个说,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没独立判断了。结果一个助理对我说,潘总,这项目你别做了,地方糟透了。另一个委婉一点,也说这项目不能做。我要说服大家,先得把我老婆拉着一起去看。走到现在二号楼这个地方原来是个仓库,开始下雨了,里面全是烂泥,臭得不得了,也走不出来了。张欣捂着鼻子说,这地方真不行,别做了。

  我回去后就一个个做工作,我以为关键要看时间。我们至少在2年以后做,2年以后意味着京通快速路要通车,复8八线地铁要通车,这儿就像长安街一样,成为长安街的延伸。而通惠河两岸原来长着芦苇,臭得不得了,按北京市规划,只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一通过验收,这河就变成清河。为这事,我专门跑到高碑店去看污水处理厂建到什么程度。我说如果这几个条件具备,我们做40万平方米,住上3000多户人家,四边全是路,是个不错的小区。他们说,咱们也没做过房地产,就听着吧。

  我研究过北京的整个城市格局,解放前主要沿南北走向建设,整个中轴线是政治中心,也是建筑中心。解放后因为中轴线不可能发展,所以长安街两边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基本在西边发展,那时东边三环路上两边是白杨树,路两边晒着玉米。东边规划时,当时故意开出一片区域,涉外饭店、涉外使馆、外国记者都集中在这里,使这里正好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发展起来。东三环、东二环这个区域汇集了70%的四星、五星级宾馆,这个区域就成了新的发展线,现代城在这区域边上,有互补性。

  香港人到北京选地,都把天安门、故宫、中南海作为中心点,认为离这点越近越是好地,像东方广场、新东安、恒基中心、新世纪一…… 实际上北京整体规划是一个锅的形式,二环内不能有太高的建筑,限制是45米,恒基中心做到80多米已经破天荒了,缺少发展空间。

  最开始做现代城公寓部分设计时,我们希望给市场提供较有品味的房子,但并不知道什么叫好房子。欧洲美国的房子大,香港则比较注重使用率。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又要空间大,又不要造成浪费。怎么叫不要有浪费?比如开始发现设计师有一个惯性思维,一进门就要有一个玄关。玄关这个东西来自日本,可能也是从咱们四合院的布局传过去的,强调隐蔽性。四合院隐藏是应该的,它一家几室同堂,那么大的门脸。现在在有限空间里还要划出这么一块,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人,我们就认为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从惯性中去掉。

  另外有很多人说我这睡房要20平方米、30平方米、40平方米?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当然越大越好。在有限槽况下,究竟怎样才叫合适呢?我们把空间分成白天的区域与黑夜的区域,睡房属于黑夜的区域,客厅是公共区域,属于白天。我们尽量把最好的朝向、最好的光线献给白天的空间,黑夜就为睡觉,睡觉你还要拉上窗帘,所以睡房的空间就可以让给客厅。

  人们往往都理想地考虑问题,我们只能在有限空间里寻找有效面积。在有限空间里把面积更大地体现出来,还有一个视觉空间的问题。扩大视觉空间的惟一办法就是玻璃,玻璃面积越大,墙的面积越小,视觉空间就越大。我们当时想用落地玻璃,这当然有很多阻力,阻力首先就来自公司内部。我们公司的人就说这不行,这么高的楼,站在边上还不把人吓死,说这审批肯定通不过,还认为这玻璃面积大了,不能承重,风一大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风压。我当时就不听这个邪,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房子,香港寸金寸土,一点点房子就靠这来拓展空间,所以许多房子都是落地玻璃,风压问题可以找工厂解决。还有就是阳台,北京的阳台实际没有用,每个阳台其实都封上了,封起来晾衣服种点花储存点大白菜。要是把中间墙去掉,变成客厅的一部分多好。因为这几平方米都是花钱买来的,拿十几二十平方米做了阳台,整体就少了这些平方米。这在一开始也受到阻力,工程人员说,北京习惯就有阳台,没阳台的房子卖不出去。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认同,当时每步推行都很困难,所有问题都是斗争的结果。我们追求的的是最佳效果,把能压的都压下来给客厅。所以大家看我们的房子,都说你们的客厅真好,就是这儿那儿的小了一点,他就不知道客厅好的前提就在压缩了别的东西。

  材料的争论在当时也比较大。按当时的标准,先是大理石,然后是不锈钢。我们想把钱放在永久性的地方,比如窗户、暖气。我们用的是德国维卡的窗,中国原来用铸铁的暖气,又是漏水啦又是生锈啦,然后用破木头包起来,又占了半平米,我们选用的这个暖气是现在欧洲很流行的暖气,我跟厂家联系时,连生产线都没上呢。现在这家厂紧俏得不得了,商品房再也没人用铸铁的暖气了。

  我记得做现代城样板间时,第二天就要做好了,前一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反映糟糕的不得了,他们要敲掉了。我去一看说,不是挺好吗?我们一个部门经理,还有一个投资商,说这个样板间要砸在你手里了,什么木头啊,都用的是最简单的东西,又没花岗岩、大理石又没水晶灯。墙还是活动的,是黄色的,说墙不能用黄色的,北京的面的才是黄色的,非说要拆。我说你明天等我交工了再拆行不行,不差这一天吧。后来总算宽限一天,我们连夜赶出来,放上家具,他们也就说好了。现代城的颜色归功于建设部设计院的设计师崔恺。崔恺是喜欢大胆创新而总是没有机会,我跟他合作,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大胆创新。崔恺说,如果我把房子涂成各种颜色怎么样?我说好啊,北京到处都灰乎乎的,咱们把颜色搞鲜艳一点,多元化、多色彩才是美好的。他听了特别激动,再好的设计师,你给他空间,他的创造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不给空间,出来的都是垃圾。

  销 售

  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周期不像西方那样,规律性的多少年波动一次,股票、利率都是晴雨表。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就是一些突发性、政策性的事件,影响非常大。

  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如果这两个机会来的话,市场一定会火爆,这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100万的房子,银行提供80万的按揭,就拿20万。这个社会能拿100万的不多,但拿20万的比例就会相当大,而且人们也普遍都会有信心。一开始做现代城,我就感觉到了启动按揭这个机会,我想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不管天上下的是雨还是油,你一定要有个容器把它抓住,这个容器就是现代城。

  1999年春节把我们等得苦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事1998年就应该成了,怎么这么困难?想着它应该马上到的,它就是不到。我们请来了建设银行行长,跟他讲银行按揭如何好,我说你给国企放款回不来,中国个人借的款肯定都会还。他说我担心的主要是银行风险,你能把我说服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一狠心,提出由我们发展商存款给客户做担保,个人按揭如果按月不还款,银行追不过来,我可以给你建设银行贴上存上几千万。客户不付款,你就从我们贴上把这钱划过去,我们负责去追他。因为他住的是我们的房子,我们让保安天天去催,不怕他不交。最后他说,这样细想倒也没什么风险了。我们找到了支行的行长,他说,我们50年代就给个人贷过款,买牛买驴贷款,一分钱没收回,现在还欠着呢,不贷!结果又是一个月过去,还是不贷。我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它就是掉不下来。

  后来我和张欣在钓鱼台开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又碰到建行行长问起我们情况,问按揭办了没有,我说,一分钱没办,还是不放心,观念的问题。行长着急了,把他助理叫来,说你去过问过问这事,这不是对一个项目的问题,是启动中国经济的问题。他助理说,那我这是拿着上方宝剑了,过了一星期,建行各处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开始放按揭款了。

  这时,突然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行长找我,说现代城项目我们也要来做按揭。我说建设银行在做,他们也做得挺好,建行行长已经在现代城现场2次办公了。他们说我们的服务比他们还好,我们直接把终端机接到你们现场。工商银行的速度特别快,建行一看他们速度快,就比着干。然后中国银行一看这业务好,也来了,招商银行也要来签协议,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银行按扬在短短一年之内发展得很快,给我们帮了大忙。

  第二个时机我一直等着,还没等来,就是二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现在把很多人的购买欲望压住了。你可能已经有了一套房,70平方米,已经住了二三十年,可能不愿住了。可这套房不出手让我买新房,一是资金上有问题,另外把这房放在那里也是个浪费。要是这套房出手,银行按揭又能给帮助,我为什么不住好房子?二手房市场现在嚷嚷了有两三年,就为东一个章西一个章,到处卡而无法启动。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交易所,去的话20分钟办完不就得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机会,北京大约是2亿平方米的公房,这其中如有10%的人想换房,就是2000万平方。2000万平方米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这部分人的购买力已经压抑了很多年。

  我认为,房屋开发商不能把房子卖出去就完事,更重要的是今后服务。这个服务不是指表面上要有多殷勤,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看产品质量,而最缺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读到孔子说,人的最大的弱点是“迁怒”,当时不明白;人贪婪、丑陋的东西有多少,为什么单单迁怒成了最大毛病?最近我仔细反思,发觉大部分人有一个毛病:你给我气受我给他气受。老婆给我气受我就给员工气受,员工给我气受我就给儿子气受;服务员给我气受,出来我给卖东西的气受;一个机构、一个人反复迁怒,就像病毒一样传染,社会就会变得浮躁,大家没信任感、没安全感,一点也不能和善。我们作为一个机构,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骂你骂得有道理就改正,没道理也应像一个容器一样,把这迁怒过来的怨气承载下来,不让它再传播出去。

  我们编了2本书,第一本《SOHO现代城批判》,立意是讨论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建筑。我们可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一些思考:社会、材料、设备都在变化。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建筑能适合人们的心理习惯。第二本书《投诉现代城》,把所有客户对现代城的投诉汇集起来,把们们完全暴露在公众的监督面前。

  投诉之后如何改进,这是服务、管理上的事。我们到哈佛去,感觉他们没有多少管理概论之类的东西,都是案例,提供一个个案例让你思考。所以我想,出员工手册、出制度,不如给员工搞这么一本《投诉现代城》。不光让别人付给我们钱的人投诉,我们付给别人钱的,你服务不好也应该投诉。前一段,我们公司原来的工程总监因为与部门经理闹矛盾,最后要离开了,他跟我说,我现在觉得窝火。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要是把我炒鱿鱼了,我心甘情愿;我现在窝火的是我是甲方,让乙方告状,乙方给我气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问他甲方乙方有什么差别。他说,甲方就是掏钱的人,人家就得听我们的。甲方乙方在合同法上是平等的,但商场上,乙方求着甲方,甲方是业主,乙方是施工方,是供应材料的,在中国人观念中,服务意识上是不平等的。我给你掏钱,你就得求着我。这就构成了中国的独特文化景观:官大的一个样,官小的一个样;有权力的一个样,没权力的一个样。几年前,有人总结“爸爸爸、╳你妈”现象,对有权有势的喊“爸爸爸”,对没权没势的就用“╳你妈”去骂。

  我们提出“无理由退房”,其实也是针对这种思考而言。因为现在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普遍低,所以市场缺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就想从根本上解决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问题。

  挑战的境界,我原来有过,但我好像生下来就不爱赌博,连麻将扑克都不打。朋友拉着去拉斯维加斯,我就换了100美元放在那儿,没了就出来睡觉去了,完全没有乐趣。在前一段时间,挑战的意识,觉得要做好、做大,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现在这热情好像在慢慢消退,觉得这不是特别本质的东西。每当有员工在做完一项工程后着急地问有没有新项目时,我反而平静了:先不要着急,不要急功近利,有和无、难和易都是相对的。一个急功近利的人决当不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要会认识平凡事情背后的变化。你要对周围时代、社会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有些变化看起来很细微,也许身处变化中很难感觉出来。比如你有没有好好想像过,就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中国竟然多了1亿多部手机?包括网络技术带来的巨变,很多人习以为常,失却了惊叹的能力,也就不会对此产生对比性的思考。把认识的视野放得更高一点,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从历史到今天,从今天到未来的变化趋向!一旦尽早地抓住它,就能找到商机。这就是商人的眼光,商人赚的钱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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