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瞧不起自己的经济学家



  2004年,经济学权威杂志《世界商业评论》选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42岁的武汉大学教授邹恒甫位居第二。这位15岁考上大学,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被称为武汉大学经济学的一张“王牌”,其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成就卓越,处事最低调

    邹恒甫被称为“最低调的经济学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央视等诸多媒体的记者都吃过闭门羹。在相关人士的帮助下,日前,刚从美国回来的邹恒甫在其武汉大学的寓所接受了记者采访。

    一身黑色西服、一头卷发透露出邹教授的几分桀骜不驯与坚定执着。对此次入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他并不以为然。

    但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杰出贡献,获此殊荣,他当之无愧:

    他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被誉为最优秀的华裔宏观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誉。他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得到了国际经济学大师巴罗、拉丰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等人的高度赞扬。

    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贡献突出,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教授一个人所发表文章,就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为第三位。

    他一手创立了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对提高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水平,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作用巨大。

    他还创办了我国的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AnnalsofEconomicsandFinance”《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期刊现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收录,也被最权威的美国经济文献库JEL收录,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杂志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说:“邹恒甫是中国经济学界中,我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评价说:“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邹恒甫相比。”

    酷爱读书,15岁考上武大

    1962年,邹恒甫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普通农民。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加上他兄妹三人,家里日子过得很拮据。

    邹恒甫自小懂事,做农活、干家务,样样都会。上学后,他利用假期帮人看过果园,养过蚕,以此赚些学费。前些年,每次从美国回来,他都会去外公外婆居住的乡下做两天农活,种菜、插秧……直到两位老人去世。

    认识邹恒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读书狂”,到哪里兜里都揣着书本,一有闲暇,就会拿出来看。小时候,就是在地里干活,他也会抽空看会儿书。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1977年,邹恒甫高中毕业。那年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于是,他拾起荒废已久的学业,寒窗苦读数月。谁也没想到,他竟轻松地考上了武汉大学。那年,他只有15岁,是当年武汉大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家乡被传为美谈。

 邹恒甫:瞧不起自己的经济学家

  偶然机遇,敲开哈佛门

    刚上大学时,邹恒甫学的是历史,可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当时大家都往“数理化”里钻,经济学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邹恒甫曾为此失落好一阵子,“回家都不好意思和亲戚邻居们说,怕被人笑话。”

    在学校,邹恒甫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文史哲书籍上。回忆起那段经历,邹恒甫笑着说:“我在闲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没有什么做学问的志向。”

    1982年,20岁的邹恒甫大学毕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而他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考托福,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自己向哈佛、斯坦福、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

    没想到哈佛很快就来通知称对他很满意,他一直不敢相信,还以为哈佛弄错了。第二年3月,他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由于太兴奋,他一不留神让门槛绊了一跤,摔破了膝盖。

    留学哈佛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天,他竟因英语说得不好没能报上名。此后,由于基础差,他学习非常吃力,有时甚至想放弃回国,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在哈佛,他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真正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还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副研究员。

    1989年,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应聘世界银行。当时应聘人数众多,竞争异常激烈,平均两千多人争一个职位。最后,邹恒甫脱颖而出,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青年专家。

    “我总觉得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他说,考上武大、留学哈佛、到世界银行工作,都是一种偶然。但就是这种偶然让他对生活充满激情。

  远离喧嚣,潜心办教育

    在美多年,邹恒甫痛感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甚大。

    在中国创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以此推动国内经济学教育改革,是邹恒甫回国后的梦想。

    从1990年开始,他在国内积极奔走,寻找传播经济学的基地。4年后,在美丽的珞珈山麓,他终于创建起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科学研究中心,开始了艰难的办学历程。

    中心创办之初,经费奇缺,他四处募捐,向亲友借贷;生源少,他亲自去学生中宣传。三间破旧的平房是中心的办公地,每逢下雨,漏雨厉害,污水从门外涌进来,他就用盆往外不停舀水。由于潮湿,他费尽千辛万苦从美国带回的珍贵书籍全都发了霉。

    尽管条件艰苦,但邹恒甫却很知足——好歹有个办教育的地方。他常说,只要有一张纸,一枝笔,一个厕所,就足矣。

    凭着这股执着,中心不断发展壮大。他和中心的老师发表了许多论文,震动国内经济学界;他引进国外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同时在中心开设国学、历史、哲学等实验班,在中国高校教育界反响极大;他遍邀国内外诸多名家学者来中心讲座,次数之多,影响之大,让国内其他高校为之侧目……

    如今,这里已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我国向世界一流大学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从中心走出的上百名学生,大多就读于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如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并受到一致好评。

    邹恒甫远未满足,他要培养更多倾心做学问的顶尖人才;他要的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取得质的飞跃。所以,当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及EMBA班备受媒体热捧时,作为发起者的他却独在一旁,静默地继续做学问、办教育。

    淡泊名利,看不起自己

    不久前,邹恒甫应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之邀,去上海财经大学讲座。在挤满教室的近四百多名听众面前,他痛斥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海归经济学家,说他们“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其尖锐的批评、独到见解和率真的性格,折服了现场师生,讲座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其实,邹恒甫的率真早已闻名遐迩,他曾在许多公开场合猛烈批评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学家不应从政,不应去企业作报告,而应在大学、研究机构里好好做学问,为青年学生树立好榜样。

    “现在中国潜心做学问,耐得住寂寞的人太少了!”他直言不讳地说。

    他的率真也惹来了众多非议,狂傲、自视甚高、脱离实际……各种批评扑面而来。

    然而,赞扬也罢,批评也罢,邹恒甫都不在意。他说:“我连自己都看不起,更何况别人,对别人的评说自然更不去理会!”

    闲看花开花落,漫随云舒云卷。率性纯真,淡泊名利,邹恒甫身上浸润着踏实勤奋的珞珈学风。他曾笑称,等从世界银行退休,他希望能在国内开一个农场,养些牛羊,然后踏踏实实地办教育,报效祖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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