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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正非，大家熟知的是，任正非在1987年拿出2.4万元人民币孤注一掷创办华为公司，华为在2004年取得460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对于这一骄人的业绩，任正非的合作伙伴、与思科掌舵人钱伯斯一样负有盛名的3COM公司CEO布鲁斯-格莱夫林，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也毫不吝啬对任正非的溢美之辞：“任的故事如果放在美国的话，那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美国成功者的故事。”
任正非虽盛名在外但人们对他所知甚少。直到他写出《我的父亲母亲》，外界才大致了解任正非人生的简单轨迹：任的父亲任摩逊在上世纪日本侵华时期作为抗战青年从浙江辗转来到广西、贵州一带，解放后成为贵州贫困山区的一名乡村教育家；任正非因此生于贵州并成长于斯。 1960年代初，任正非在重庆读大学碰上“文革”爆发，还遭到造反派的暴打，后来投笔从戎成为—名军人，1982年从四川某部队转业到深圳。任承认自己是无处就业的情况下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在任正非后来的企业家生涯中或多或少留下印迹。任为人直率，做事雷厉风行。他熟读毛选，出口成章，言谈对员工富有鼓动性，是一个被西方通信业界称为“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公司经营的老板。
在乡村教育家庭长大的任正非文笔朴实流畅，他在华为内刊发表的系列文章，不仅在华为内部员工中广为流传，还被不少台湾企业列为员工励志读物。事实上，任的故事和文章，已经成为许多试图在深圳取得独立创业成功的年青人的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撑信条。
他率领一群如西西弗斯般英猛的战士冲锋陷阵，让华为在与国际通信巨头异常激烈的竞争中迅速崛起。事实上，不少从华为出走的员工至今仍怀念在华为的时光，并称之为“激情燃烧的岁月”。
李一男就是其中勇士之一。这位身材单薄文弱的年轻人在华为的迅速成长中书写了另一个传奇。1992年，李一男作为一名实习生出现在华为，当时他还只是华中理工大学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不过这个15岁就从家乡湖南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的年轻人，很早就显露出了技术上的天分。
初来乍到的李一男对任正非的诸如“华为鼓励人人当雷锋，但决不让雷锋吃亏”等管理思想和见解感到非常新奇。另一方面，任正非也慧眼识珠，注意到了这位年轻人所具有的潜质。还是实习生的李一男被委任主持研究开发一个技术项目。任正非还决定为该项目掏钱购买一套价值20万美元的外国设备。当时，还处于在创业阶段的华为财力并不雄厚，20万美元对于任正非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字。但任正非力排异议，依旧认可了李一男的项目。不过由于市场急势突转直下，李一男主持的项目意外搁浅，刚买来的设备也一下子成了废品，20万美金打了水漂。出人意料地，任正非很大度，并没有责备还在惴惴不安中的李一男。在任看来：年轻人搞技术开发碰壁是常有之事，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中吸取教训重新再来。
士为知己者死。任正非的大度让李一男心怀感激，1993年6月，硕土毕业的李一男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华为。任正非坚持根据业务能力不拘一格提拔人才，23岁的李一男开始成为华为一颗耀眼新星：两天时间里，李一男升任华为工程师；两个星期后，因解决一项技术难题，被破格聘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因工作出色出任华为最重要的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李一男因为在华为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中贡献突出，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以及华为总工程师；四年后，27岁的李一男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
李一男后来承认：“本人有幸得到公司领导的支持，才有机会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基础上担当公司重任，得到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时期，华为正是依靠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制成功，在与上海贝尔的激烈搏杀中后来居上、一战成名，此役堪称经典。早期，上海贝尔以市场领先者的角色自居，向中国电信市场提供主流交换机产品。在国际通信巨头看来，华为还是不入流的小角色——华为的交换机只能卖到农村市场。不过，任正非耐心地实施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同时，李一男则与华为研发人员一道加紧对08机的研制，08交换机的研制成功、以及华为锲而不舍的响应客户需求的人海战术，使华为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了从紧跟上海贝尔，到与上海贝尔势均力敌：再到全面超越上海贝尔的过程。李一男也从中体验到了华为创业的激情，李在回忆这一段时期时感慨：“在华为有的是信任、挑战、机遇和分享胜利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