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魏晋南北朝 《中国经济史》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1.官营工业机构概况

   曹魏时期,政府设置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等官职①,以主持政府设立冶铁机构。蜀汉与曹魏相同;孙吴虽无此官职,但亦设置不少冶铸机构于江南各地。

   曹魏时,复将盐铁直接由中央控制,由大司农管理,以促使冶铁工业的迅速恢复,并禁止私人制造器物②。

   孙吴亦有少府管理的宫廷作坊,如同曹魏一般,并由女囚犯担任纺织。

   蜀汉的官方织锦工业相当发达。左思的《蜀都赋》描写了成都的“伎巧之家”,便是指由锦工管理的织锦工业。

   当时的铜铁金银等矿藏开采全由官府控制,以保证官府工业的原料不虞匮乏。即使是“竹”也由政府控制,因竹不但可作建筑材料及用品,亦可作弓箭兵器。

   至于晋代的政府工业组织,西晋时有少府和卫尉,其属下设多个部门,分别掌管重要的工业机构③,雇用众多工匠。东晋时,渡江后只设一尚方,官方工业机构已大为简省。

   南朝的官方工业机构大致与魏晋同。刘宋时沿用晋制,设置左、右尚方令丞的官,以制造兵器。至东晋,仅设一尚方而已。宋武帝时,将东晋时之尚方称右尚方,另设左尚方。复废帝时,于右尚方下设中署,主管织绶、亵衣、补浣等。少府属下有东冶、南冶,各设令丞以掌工徒鼓铸。少府下亦有掌染之官、土木之官。

   南齐、梁、陈各朝制度,大体沿袭前代。即在中央政府属下,设矿冶、兵器、金银镂刻、纺织、染业、土木杂工等机构。南朝的地方政府,亦遍设手工作坊。

   北魏初期沿用南朝旧制设少府,至孝武帝时改定百官,少府改称太府。

   北齐大致上亦依照北魏官制。《隋书》载北齐“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下辖左中右三尚方,主管乐器、丝局、绫、染署及矿冶等局。太府亦统领各郡县的官府作坊及矿冶。

   北周亦设织染、冶铸、城郭宫室、木工、军器等制作机构,官府工业组织,甚为齐备。

2.冶炼工业趋于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冶金工业(冶铜及冶铁)其实较之前代有相当的发展。

   由于西晋时有“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受破坏,使北方冶铁业亦受破坏。但有关兵器铸造的冶铁工业则在五胡十六国时仍有发展。如后赵的武帝石虎在河南渑池建立冶铁工业;南燕的世宗慕容德在山东博兴县铸造兵器。

   北齐与北周时期的冶金工业管理系统已甚为完整,可见亦有发展。如北周的冶铁铸造工业甚具规模。《周书》记载:“于夏阳①诸山置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北魏则在河南浚县以锻炼军刀最为著名,并在山东各地铸造军器②。

   南方的冶金工业,到东晋时期才有发展。此时江南诸郡县有冶金者均设冶令或丞的官。至梁代,将管理冶金业的少府地位提高至如同尚书左丞。此时期,南北两方的冶铁工业兼有官营与民营两种。

   在魏晋南北朝的后半期,北方的民间冶铁工业,随着北魏太武帝的灭北燕而统一中国,因战乱减少,农业生产加快而增铸铁的农具。因此东晋南北朝时,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冶铁工业甚为兴盛。

   而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由于东汉末年人力物力的南移,使南方冶铁工业大盛,今日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福建等地,均是鼓铸之地。此外如湖北黄陂、广州均有冶铁工业。如北魏时已有低硅灰口铁,可谓冶铁技术上一大突破。又如当时已能将生铁铸件经脱碳热处理而造成“铸铁脱碳钢”亦是极为出色的创新。

   南北朝时南方有新的炼钢法,更有新的灌钢技术产生,即将生铁与熟铁按比例配合,再经熟熔炼和渗碳而成钢,是相当进步的炼钢术。梁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便记载了“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

   中国古代的炼钢冶铁工业,大致上可以说是在战国时代兴起,在两汉时期发展,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臻于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铜矿多在河南、山东两省;如河南陕县铜青谷,每斗铜矿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每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的每斗得铜四两;河南沁阳的王屋山铜矿每斗可得铜八两;又如山东沂水县及桓台县亦产铜甚多。产铜矿处,便有开铸钱币①。

   至于该时间南方的产铜地区,乃在四川、湖北及江苏三省。如南齐时刘悛“献四川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②。

   又如《水经注》记载四川灵道县有铜山。《太平寰宇记》载,今湖北鄂城县一带亦有铜矿,自晋、宋、梁、陈以来,常在该处设炉烹炼。从上述情况看,当时的冶铜业已相当兴盛。虽然产铜不少,但当时却甚缺铜,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a.南北朝时众多的佛教寺庙需要大量的铜铸造铜佛铜钟,耗铜极多。

b.采铜技术受到限制,一般只能开采较浅的铜矿矿床,较易采尽旧有铜矿,而新铜矿又不易即时大量找到。

c.政府较重视于军事用的冶铁工业,而对冶铜业较为忽视。

  按照历史记载,白铜与黄铜均为中国所发明。如魏人钟会《刍荛论》中即载有“鍮石”。鍮石即黄铜。白铜是铜与镍或铜与砷的合金。东晋常琚《华阳国志》载,云南省“堂螂县,因山而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即证明中国在第4世纪已有白铜。且在秦汉时期,新疆西面的大夏已用白铜铸币,至今尚有当年遗存的“大夏真兴”铜钱。

   由于镍矿石与铜矿石常有共生现象,因此古代中国常有冶炼钢镍的合金。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已有冶炼铜与锌的合金,即所谓黄铜了。《汉书·景帝纪》载:“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又西汉刘安《淮南子》中有“饵丹阳之伪金”语,此所指之“伪黄金”及“伪金”实即黄铜冒充黄金之意。

3.炼丹改进制瓷工业

   一般来说,先秦已有瓷器,即商周时代低温烧成的彩陶,所谓青釉器,可以说是粗瓷的开端,但严格来说,较为精致的青釉器,是在高温中烧成的,当在东汉晚期或魏晋时期。先秦时期的青釉器,可说是陶器,即瓷器的前身。

   三国时期青釉瓷器已有重要的发展。据《青藤集》载:“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①间冢中杯及瓦券来易余手绘二首。”晋之瓷器可易青藤之名画,其瓷器精美已可想见。

   本世纪初江苏宜兴曾出土晋代周处墓中的瓷器,瓷质灰白坚实,彩釉光滑,形状美观,可知晋初已有很高造诣。至南北朝,此种青釉瓷生产大增。苏、浙、豫、皖、粤、蜀各省均有发现。

   南北朝时,政府设立烧制陶瓷的机构,有东西甄官瓦署,各设督令之官,以司其事,其制品较魏晋更为进步。江西之景德镇,自汉代已设立窑场烧制。

   至陈代至德元年(公元583年)由于在建康(今南京)兴建宫殿,诏令景德镇烧制大量陶瓷器备用,推动了陶瓷工业的发展。北魏与北齐,亦设甄官署,当时在关中和洛阳烧制的“关中窑”和“洛京陶”,甚为著名。

   晋代早期出产缥色瓷器,称为“缥瓷”,色泽淡青的彩釉,产于浙江温州。即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堪称精品之一种。《景德镇陶录》云:“瓯,越也。自晋已陶,其瓷青,当时著尚。”后来的“天青”、“峰翠”等名器,亦自“缥瓷”发展而来。“缥瓷”多用作实用的器皿,如茶具、餐具等。在1200度左右摄氏高温烧成,多带青白或灰绿色,与北方所产白瓷成为中国瓷器两大派别。

   魏晋南北朝是炼丹术特别发达的时期,如魏伯阳、葛洪、陶弘景等均是当时炼丹著名人物,故而亦丰富了烧瓷的釉与胎原料的配制技术,使烧瓷的原料加工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4.蜀锦多产闻名全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纺织业,有官营亦有家庭式的经营。官府生产的纺织品多为奢侈品。如《三国志·魏志》记载:“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又如《魏书》载:“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有时宫廷所雇用的织工,多达五六百人。产品对民生毫无裨益,多为贵族消费品。

   由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男耕女织生活,遂造成了农村衣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曹魏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曾下令除亩收田租四升外,每户当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时规定每年每户应纳绢三匹,绵三斤,可见魏晋时代的家庭纺织工业已相当发达。

   上述时期之纺织工业主要是丝织业。其发展较蓬勃的地区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四川、浙江等地。左思《魏都赋》云:“锦绣襄邑,罗绮朝歌,锦绩房子,缣总清河。”

   又《蜀都赋》云:“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赢金所过。”曹操曾说:“吾前遣人到蜀买锦。”①《隋书》亦云:“蜀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足见四川地区织锦事业之发达。

   此一时期对纺织工业亦有所改进。如《三国志·魏志》记载马钧对绫机的改进,缩短了纺织的工时。

   南北朝时有描写织妇诗曰:“调丝时绕腕,易镊乍牵衣;鸣梭逐动钏,红妆映落晖。”①

   当时的纺织工业,即使是家庭的手工业,亦有所改进,至于织工精巧的丝织物,乃由北方传播至南方。

   丝织物可说是当时政府财政上的重要收入之一。如蜀汉败亡时,有锦绮彩绢各20万匹为邓艾军中所搜去,此种贵重丝织物数量之巨,原为对外输出的蜀锦,实为蜀汉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②。

   此一时期,除丝织物外,亦产麻布,如江南人喜用麻布;新疆省的吐鲁番一带,却盛产棉织物,产量亦巨。

5.西晋藤纸通行全国

   自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以后,至魏晋南北朝对造纸业已有所改进。如东晋时用大麻造纸,纸色洁白,纸质坚韧。1500年前晋安帝时用大麻造成的纸抄写佛经,至今不黄不脆,当时长时期使用麻造的纸,由于古时已认识到麻造的纸纤维特佳。

   西晋时又有用藤造纸。张华《博物志》云:“剡溪③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至东晋时,藤纸产量大增,制纸成本亦降低,当时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谢安向他求纸作信笺文书等用途,王羲之即将库存藤纸九万张,悉数赠之④,因当时土纸不及藤纸质佳。当时藤纸一直营销到长安、洛阳等地。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曰:“剡溪上绵四、五百里,多古藤。溪中多纸工,刀斧斩伐无时,擘剥皮肌,以给其业。异日过数十百郡,洎东雒(洛阳)西雍(长安),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当时桓玄①曾下令:凡一向用简帛者,一律改用黄纸②。可见当时纸已普遍使用。

   西晋时候尚有一种“苔纸”(又名发笺),纸浆加入一种绿色苔纹或如黑色发菜一般的纤维物质,使纸面带有黑色或浅绿色的纹理。晋武帝曾赐赠张华此类纸张,为独特之艺术造纸。

   南北朝时,中国新疆、内蒙古及东北等地出产椴树皮所造之纸,纸质较粗。但此时期河北亦产精美之纸。正如徐陵《玉台新咏》所记:“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代萧绎《咏纸》诗曰:“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当时很多书艺家,即能自己造纸。此时造纸术进步,已有五色纸出现。

   中国南方,竹为造纸的主要原料。晋代王羲之献之父子同为中国大书法家,主要是用会稽竖纹竹纸。到了唐宋,南方各省已普遍用竹造纸。

6.产盐业多为官管

   三国时代,盐亦以官卖为主。魏、蜀、吴三国均有司盐之官。以司盐都尉、司盐校尉官职较高;司盐监丞则较低。

   晋代沿袭魏制,将盐务隶于度支尚书③,以后唐代盐务隶属于尚书省,亦秉承此意。自东汉末年至西晋,一直以专卖制为主。东晋至南朝则为征税制。北朝的东魏与齐则仍行专卖制。

   南朝宋、齐、梁各代准人民制盐,因此煮盐业甚发达。至陈文帝(公元6世纪中)时,将盐收归官营。当时产盐最盛者,江南为吴郡、浙江海盐等地;所谓“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即指江南多产盐④。江北产盐最多之地,厥为江苏盐县,当地有盐亭123所,当地人民“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①。

   四川产井盐亦有名。朐忍县有盐井100所,使巴川食盐足以自给。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当时又有岩盐,谓:“有石煮以为盐,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盐成。”可见四川产盐之丰盛。

   北朝制盐业由官府主持,河东郡有盐池,《水经注》曰:“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七十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此盐池已早有官府管理。

 百家讲坛魏晋南北朝 《中国经济史》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北魏孝文帝曾“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但为豪强垄断,贫民受害,遂再改为官营。

   东魏北齐时期,海盐增产,《魏书》曰:“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②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③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于是海盐的收入成为当时主要财政来源。北周制盐业仍由官营,有海盐、池盐、形盐(掘地而得)及饴盐,民众取之,皆须纳税④。

7.造船业及制茶业均盛

   江南多水泽,因此南朝的造船业颇发达;且较前朝有较大发展。陶季直《京邦记》记载:“宋孝武度六合,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足见刘宋时造战船极盛。陈朝时华皎亦在湘州造金翅大舰200艘。当时民间造船业亦甚发达,因此隋文帝恐吴越之间私造的大船因势力结众而造成乱事,遂下令江南凡有三丈以上之船,悉由官府没收①。

   隋代前后的船,载重量达万斛至二万斛。据《唐御览》所记,孙吴时外来之船可载六七百人,载物可万斛。《颜氏家训》中说明南朝已有载重二万斛之大船。当时船速亦甚快,每船棹手有100余人者,《梁书》载“捷如风电”云。

   南北朝时,战船之装备已相当完整。当时另造火舫、火车,以加强海战军力。此时之战船上已装拍竿,以攻击敌船。故隋灭陈以前,杨素所造大船,各船装置六枝拍竿,其技艺乃袭用南朝。

   南齐祖冲之乃当时大发明家,他发明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其法今已失传。此外,又发明水碓磨,可用水力推动碓和磨。他又创制指南车。《南齐书·祖冲之传》云:“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

   南朝制造漆器也相当流行。南齐时有刺史崔庆绪者,死后“家财千万,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②。可见漆器之多。

   南方产茶亦盛,唐代陆羽《茶经》中亦提到茶为南方之佳木。所谓茶者,槚、蔎、茗、荈,都是茶的别称。古代亦有宴饮时以茶代酒者。如吴主孙皓“或密赐茶荈以当酒”③。

晋代士人饮茶甚为流行,《刘琨致弟书》说:“吾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至南朝,饮茶更为盛行,制茶业亦随之而发达。《齐民要术》中已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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