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魏晋南北朝史 《中国经济史》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1.曹操屯田统一中原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仍,饥荒连年,最大的困扰就是缺乏粮食。当时历史记载道:“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①

   当时各方军队没有敌军的攻击便已自行瓦解,主要就是缺粮。当时在河北的袁绍军队,士兵靠桑椹维生;在长江淮河一带的袁术军队靠蒲草螺肉果腹。因此造成人民互相残食,流离失所,当时一石谷的价钱竟贵至50余万钱,造成州里萧条的悲惨现象。于是曹操提出意见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②

   曹操之意,秦以农事为急务,故能统一天下;汉武帝以屯田之策平定西域,于是曹操取了羽林监颍川枣祗的屯田建议。委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③,得谷百万斛④,于是在州郡遍置田官,将所产积贮于当地,以便征伐四方时食用,使无运粮之辛劳。

   曹操在献帝初平三年,攻克兖州(今河北、山东)收编黄巾降卒30万,军力大增。继又灭吕布、袁绍,征服三郡乌垣。至建安十三年,曹操以汉献帝名义废三公,自己为丞相。赤壁战败后,致力于经营内部,西进关中,平定陇右,中原遂得统一而稳定。这成功的因素主要是靠屯田政策。

   屯田政策的成功,乃前有羽林监枣祗,后有典农中郎将任峻,使曹操与北方群雄混战之际,能推行大规模之屯田以恢复农业生产。枣祗提出,命令地方官将官牛出租,鼓励农民独立生产,成为郡县之编户。同时以所获黄巾资业,包括黄巾士卒及其家属,及大量之无业流民,加以编组,扩大其屯田事业,不但有“军屯”,而且创立了“民屯”,前者以佃兵或屯兵为主;后者以屯田客、屯户为主。

   所谓“募民屯田许下”,便是应募而来的屯田户。如此几年经营,使“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任峻”。曹操之能统一中原,枣祗、任峻两人之功实不可没。

2.邓艾屯田极为成功

   当时出了一位能臣邓艾。邓艾著有《济河论》,他特别重视水利灌溉,认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上述计划为司马宣王(懿)所同意,邓艾遂于正始二年,“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①。

   邓艾以骁勇多智而灭蜀(时为后主刘禅),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②,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其实,邓艾最伟大之处是他所建议的极为出色的屯田计划。

   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204—249年),未攻打蜀国前,计划攻打东吴。邓艾提议使用边防军在淮河两岸屯田,“五里置一营,且佃且守”③;“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④,其办法是:曹军在淮北屯兵二万,淮南三万,共屯五万人,名叫“十二分休”,即战时由一万人种田,四万人打仗;平时则一万人休息,四万人种田。

   “计除众费”后,即四万人每年可完成生产500万斛米的任务。即每人年产120斛米(两斛为一石),即十万兵连战五年仍有饭吃。

   曹操认为,用此法攻打吴国,无往而不利。遂依计而行,其后吴、蜀两国亦仿效。

   曹魏屯田政策颇为全面,不仅在中央、前线屯田,亦在后方(陕西)屯田,有流亡人种田处,即派一屯田都尉管理之。

   但有一问题是:春秋时作战者为贵族;汉代作战有义务兵;现在则相反,由军队种田,非农民当兵,所种的田在战争前线的区域,为无主荒田。田地属于政府,人民无私有土地权;收获物属于军队,非属私人。

   照社会法律言,兵无公民身份;在经济学上说,种者无所有权,如同王莽时将土地收归国有,成为“耕者无其地”了。

3.孙吴屯田民无饥岁

   三国时,孙吴所据有的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在汉代尚无屯田设施。

   吴国孙权称帝达50余年之久,国富民安。冯熙曾描述孙吴“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①。陆凯指出吴国之“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②。说明了吴兵既战且耕的特性。

   吴国有不少将军带兵屯田,《三国志·诸葛瑾传》载:“赤乌中③,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陈表病死,孙权以诸葛融为代表,后代父瑾领摄。”又如《三国志·满宠传》云:“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以上都是属于兵屯或军屯。

   吴将朱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④。朱桓在孙权登位后九年任前将军,率领部曲万人,连家眷共同生活,其实亦是一种兵屯。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吕蒙击俘曹魏部属数万人,孙权因此擢封吕蒙为庐江太守,并将所得人马分而予之,另有赐寻阳屯田600户①。可见孙吴初期已有屯田之制。

   孙权之重视农耕,可见诸华核上末帝孙皓之疏谏:“大皇帝(孙权)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②。黄武五年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③。孙权以帝王身份将驾车之牛用作农耕,其重视农业可见。但由于东吴常将屯田赐与臣属,因此使屯田易于衰败。

4.蜀汉军屯为时短暂

   蜀汉之有军屯较曹魏、孙吴为晚。

 百家讲坛魏晋南北朝史 《中国经济史》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蜀国地处四川,由于“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④。是故境内一直无民屯出现。有之则在蜀汉后期,诸葛亮与姜维与北方之曹魏战争时,才有军屯出现。

   东汉末年,益州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连诸葛亮的《隆中对》也这样说。但不过十年左右,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37年)诸葛亮《出师表》已改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翌年《后出师表》则称“今民穷兵疲”。这可能由于刘备用兵损耗所致。刘备死后,“南中诸郡,并皆叛乱”。

   包括牂牁的朱褒、益州的雍闿和越嶲的高定都起来反蜀汉,诸葛亮用了一年时间“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才出兵南中,把乱事平定。因此造成“民穷兵疲”。

   在此以前,蜀汉恃着天府之国,物产富饶,所以没有想到要屯田。直至诸葛亮对付曹魏,以攻作守。自建兴六年开始,多次北伐曹魏,均因粮尽退军。有时大后方并不缺粮,但苦于“道远运艰”。所以司马懿讥笑说:“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①意即诸葛亮必须三年后才能出兵了。

   本来早在建兴五年,诸葛亮已派赵子龙在赤崖屯田,可能兵多粮少,仍不敷食用②。至十年,诸葛亮“劝农于黄沙③,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④。此处记述一面练兵,一面屯垦,约两年后,才兵精粮足,再图北伐。《诸葛亮传》亦载曰:“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此时蜀军已在汉中、关中屯田,但因为时短暂,成效恐不著。

   此后姜维继诸葛亮遗志,自延熙十二年至景耀五年,十余年间,多次出兵北伐,又得羌胡拥戴协助,战事亦因缺粮而失利。姜维遂于景耀五年率部在沓中(今甘肃东南)种麦,有长期作战之决心,魏少帝闻而心惊。翌年曹魏以18万大军攻蜀,使刘禅投降,姜维部众闻讯愤怒不已,屯田计划亦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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