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系列专题：《为民代言解读金融：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三 问：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我们作出了很多很好的决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失误。您认为这30年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失误？ 陈志武：我觉得要谈重大失误的话，就要回到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先生当时的辩论上，即“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问题。 “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展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作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我们错过了好几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的机会，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的话，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错过的改革机会现在要补回来，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 我说的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通过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通过我们自己人力的优势，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的，让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GDP好几倍的增长，这就是林毅夫讲到的“后发优势”的方面。 但是正因为通过模仿可以让中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短时间的发展总量这么大。这个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来得太容易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外来提供的，不是别人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秩序方面的积淀给我们提供的结果。 这种行为的偏差表现之一，就是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说西方国家有阴谋、妒忌，有“中国威胁论”，给中国设置各种障碍。这样让我们很容易把很多本来应该作的制度性改革、民主性的发展都不做了，甚至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说你看过去30年没有这些东西，中国的经济也是每年按照近10%或者更高的速度发展，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有没有民主、宪政、法治，对于经济发展也没什么影响。 问：现在有人经常拿中国跟印度比，说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他们比我们基础要好，但他们现在发展得远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民主等这些东西。 陈志武：这一点我跟一些学者、朋友交流得也比较多。正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不可避免地有行为方面的偏差，比如说以前总讲“不见棺材不落泪”，确实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