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义的火气”之说，出自胡适先生。其原文作“正谊”，此词有一义项，可释为“正义”。胡适的同时代人，以“正谊”代“正义”，不乏其例。1963年，郭沫若赋《满江红》，歌颂从苏联归国的邓小平，其中云：半月长谈争正谊，四方公论明真相。此处之“正谊”与“正义”相通，一目了然（在郭沫若的作品当中，“正义”随处可见，为什么这里偏偏写作“正谊”呢，我则不得其解）。前不久见人撰文纪念习仲勋，题为“但伸正谊，何惜一身”，看来“正谊”的语法传统依然有其市场。
1957年5月2日，胡适复信陈之藩，谈治学方法：“勤、谨、和、缓”四字经。说到和缓，他话锋一转，引出“正谊的火气”： 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是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1961年“双十”节，胡适复信苏雪林，再次谈及“正义的火气”（这次不再写作“正谊”）： 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在此，胡适明确定义了“正义的火气”。他谈到其名作“容忍与自由”，我则想起勒尼德·汉德对自由的定义：“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以及顾准对专制的定义：“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 将这些名言置于一处，何谓“正义的火气”，便十分明了。这里的“正义”，与我们平常所言的“正义”，略有差异。后者指一种价值，前者则指一种思维，即自以为居于正义（真理）一方，正义（真理）在握，甚至自视为正义（真理）的化身，于是自负、专断、独裁，不能容忍“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事实上，自居正义，未必就是正义，自负正义，往往陷入虚妄；况且，即便你掌握了正义，对待异己，却一腔火气，这必将损坏正义的品质：宽容正是正义的要义之一。 这么说，并非暗示人们不要追求正义，而是提醒，也许正义只有一个，正义的面相，却不止一张，通往正义的路径，也不止一条。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正义的孤独捍卫者，不要以为只有你把握的正义才是唯一的答案，更不要使你手中的正义，沦为凌虐他人的工具。 胡适一生，屡屡与“正义的火气”作战。这里且说与陈独秀的争论。陈独秀此人，可谓“正义的火气”最形象的代言人，他毕生追逐真理，虽九死犹未悔，而以其一贯的自负、偏激、刚愎自用，常常自觉真理在手，火气四射。1917年，胡适发起“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更进一步，呼吁“文学革命论”；对于白话文学，胡适还是一副商榷的口吻：“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断言：“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是何其决绝，其口气，不是火气，而是杀气呢。 胡适晚年，谈“容忍与自由”，特地回顾此事，作为反面的教材。依他的意思，容忍的一大前提，在于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对照汉德之言，可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正是对“自由的精神”的严重背叛。“正义的火气”不仅关乎正义，更关乎自由，以及容忍。要化解这种火气，大概只能重提“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不知容忍，就不知自由，正如不知怀疑，就不知真理，不知宽容，就不知正义。 可惜胡适的提醒，从来被当作耳旁风。在我们生存的年代，“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状况，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比比皆是，相比陈独秀、胡适当年，更是变本加厉。有时，非但不容他人匡正，反而要去匡正他人，譬如一些人自恃占据了正义和真理，从道德高地俯视众生，扫荡异己，开口便是十万火力：你为什么不忏悔？你为什么不呐喊？你为什么不签名？你为什么不上街？…… 这般杀气腾腾的质问，大抵便是“正义的火气”最鲜明的表达。此刻，是不是该换一个名目呢？借用郝建先生的话，这叫“正义的戾气”。当正义露出了暴戾的獠牙，其精神便开始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