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



     年仅38岁时便被哈佛大学聘为历史系正教授的沈艾娣,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冉冉升起的新星。旅美历史学者陈怀宇曾形容沈艾娣为“青年学者的榜样”,认为她是一位“极有计划性 (highly organized)、极度专心(highly concentrated)、极度自律(highly disciplined)的学者”,已经出版了五本书,其中四本专著,处理四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每本书都是在超越自己以前的成就”。

  “我觉得《梦醒子》能够受到中国读者的喜欢,主要是因为译者雅致的翻译。”在写给时代周报记者的回复邮件中,“每本书都是在超越自己以前的成就”的沈艾娣态度谦和,而她对国内史学家有关刘大鹏的研究,也特意做了“他们对刘大鹏的政治思想之了解,远非我所能及”的谦辞。

  小人物的所思所想总是被历史遗忘

  时代周报:刘大鹏的一生,正见证了乡村从帝国的文化与关注重心逐渐边缘化为衰败的、依附于中心城市的地区。在刘大鹏的故事背后,你想要通过《梦醒子》说明什么?有评论者这样概括:“沈艾娣以山西这个较极端的个案证明: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衰败和传统社会结构固化,是现代化的结果而非原因。”你本人是否认同这样的概括?

  沈艾娣:我的确也想过,中国的有些地方比如山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遭受的是负面的影响,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样获益。但是,这在西方学界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已经算不上是新见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1993年发表的著作《腹地的形成:国家、社会与华北岛屿经济,1853-1937》(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 n d: State, Society, a n d Economy in Inla n d North China 1853-1937)已经通过对山东一条河流的研究把这个观点论述得非常清楚。这一项研究对我理解山西的情况具有十分大的启发意义。

  我当然不是说,现代化是唯一导致中国内陆乡村的贫困化的原因。因为显而易见,中国不同地区的贫困化有许多不同的原因,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对中国就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我的作品只是关注山西这样一个案例,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关于山西中部(晋中地区),这个地区曾经是山西贸易网络的中心,并因现代化而遭受了经济变迁,比如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

  时代周报:达恩顿曾说:“写特定领域的记者过了一年半载,都会莫名其妙地从他们的写作对象的角度看问题,对写作对象产生认同感和同情感。他们会觉得市长的工作很棘手,警察局长的压力很大,福利局的地方太小不利工作展开等。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时,伦敦记者站的站长亲英,巴黎站的站长则亲法。”宇文所安说得更直白,他说,一些非常关心李商隐名声的注疏家们“简直就像尽力为客户辩护的律师”。许多依据蒋介石日记而做研究的学者,也常身染此病。在写作刘大鹏的传记中,你是否会刻意对此保持警惕?

  沈艾娣:事实上,我觉得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对蒋介石这样的人物的“同情”与我所谈论的像刘大鹏这样毫无政治权力的人物的“同情”并非一码事。我所做的事,就是走入刘大鹏内心,然后将其解释给读者听。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像刘大鹏这样的小人物的所思所想,是被严重忽略甚至遗忘的。但这种说法对于蒋介石这样的人物来说,显然就不成立了。我觉得走入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是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同意刘大鹏的每一个观点(其实这一点无论是我,还是每一个中国的读者都不可能做到,因为我们身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但我也的确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来让读者领悟、理解刘大鹏为何会这样思想。“同情”是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因素。

  “现代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痛苦”

  时代周报:有评论者认为,你在《梦醒子》中对刘大鹏所抱有的同情,让全书看上去更偏重强调现代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痛苦,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某种程度上,这是刘大鹏的视角。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沈艾娣:“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
  沈艾娣:《梦醒子》并不是一项代表性研究(representative study),而是有关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经历的研究。有大量的文献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给予了积极的叙事,这些文献的描述没有错,但是并不能代表每一个人的经历。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刘大鹏的故事说明了这样的人的确存在,并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时代周报:我非常好奇的一点,是你并没有在《梦醒子》中给出刘大鹏去世的确切日期,因为我们通常习惯性觉得生死事大。你为何这么做?

  沈艾娣:我不记得我为何会这么做了,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可能仅仅是因为,有关刘大鹏的死亡信息我只有书上写的那些。我原本可以向他的孙子问更多的情况,但我没有。我写作的第一本书《打造共和国民》(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就是有关20世纪初中国的葬礼和死亡仪式,所以恐怕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对死亡这个话题感到很无聊!有些学者终其一生研究某一个问题,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大专家,但我更喜欢通过不同的研究主题,有机会去思考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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