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这五年也是媒体空前焦灼的五年。在美国，纸媒大量破产、倒闭，行业萎缩，在中国——“大老板给每个高管的重要任务是研究如何转型新媒体，每周做方案，但是所有人都拿不出个方案。是啊，要是能找出来，《华盛顿邮报》就不用卖给贝索斯了。”在关键词属于“新媒体”的媒体转型阵痛期，需要的是更多的梳理和反思。 杨小彦在中山大学教新闻，又受聘于广州美院，从事艺术教育。他现在的学术方向是视觉传播学，结合视觉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研究信息视觉化的现象。他认为信息视觉化是一种趋势，这说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传播的时代、视觉的时代。今天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视觉传播。这就叫做信息视觉化。 杨小彦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从静止图像到活动影像的系列教学与科研体系，而落脚点则是在线视频的综合性表达，以适应今天互联网传播的现实需要。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其中一项就是对纸质媒体的冲击，无纸时代似乎在向我们招手。 以网络为载体的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当今媒体主要的发展方向。但他相信，尽管已经受到强烈的威胁，纸质媒体还没有到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至于什么时候完全退出，还不好说”。他所观察到的新闻学界仍然是传统理论起主导作用，但因为阅读方式的改变、信息载体平台的改变、传播技术的改变，知识形态在发生越来越奇特的变化，传统的传播学和新闻学已经越来越难以概括这个新的传播现象。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学者在做相关研究，但这个研究太新了—它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尝试，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领域—因为研究总是落后于现状。 人类的知识形态经历了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和今天的电子时代这样几个不同的阶段，就知识传播史来说，知识形态往往会受制于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一点是传播学界的加拿大学派的创始人伊能斯（Harold A. Innis）在1902年出版的《传播的偏向》中提出来的。伊能斯告诉我们：要按照不同的传播技术所达成的知识形态来了解人类的知识进化和发展。
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混淆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有所谓“三系一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新闻系，以及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但在其后短短的十几二十年间，中国的综合性大学基本上都有新闻系和新闻传播学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杨小彦：这当然跟大学扩招有关，也和大学往更多样化的学科建设发展有关。大概在5年前，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这一学科作过一个全国的统计，我也是委员之一，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新闻传播学供大于求。这说明新闻传播学越来越泛化，成了一个广义的学科。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个学科想要调整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在寻找和建立可能的前景。 有一种说法，叫做新闻无学。我到了中大新闻系以后，平时有意询问在媒体实践的从业人员，他们大多毕业于各个高校的新闻系，读书时有哪一门课留下深刻印象？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上新闻系时会对哪门课有印象，他们的基本回答是，上课没什么用，真正的新闻要到报社来学。 我还记得跟广州几家报社的人事处处长聊天，问他们要什么专业的学生时，他们说更想要经济系、法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能写，经济系的做经济新闻，法学院的做法律新闻，却不一定要新闻系的学生。这似乎从用人的角度说明“新闻无学”是一个事实。 此外，为什么中国叫新闻传播学院？在美国，新闻系和传播系是分开的，因为两者的培养目标不一样，比如说密苏里新闻学院，却没有密苏里新闻传播学院。加拿大温哥华的西蒙菲莎大学有传播系，新闻系则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这说明在北美，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分开的。 时代周报：电子时代铺天盖地而来，是不是也对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杨小彦：对，现在新闻界是一个备受挑战的领域，人们越来越不用怀疑的一个问题就是纸媒体何时会结束。好几年前就有人不断地告诉我们传统媒体正面临着危机，传统的出版物正面临着电子出版的严重威胁。 早在20年前，美国就开始了对电子出版的研究与开拓。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出版社任职时，就不断地讨论电子出版的可能模式。为什么至今电子出版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纸质出版物呢？我所知道的一个原因就是，电子媒体的盈利模式始终受到干扰，其中所涉及的就是盗版和阅读平台的问题。今天，当平板电脑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当智能手机成为大众不可或缺的工具时，电子阅读还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至于盗版，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得解决。关键还是阅读载体的彻底改变，这一点很重要。从这个意义来说，苹果所引发的是一场传播方式的革命，这场革命还在进行当中。 有很多人说2005年是传统媒体和融合媒体的一个分界点，以新媒体为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已经成为广泛的事实。大概从那一年开始，纸质媒体的广告逐年下滑，越来越多的广告份额跑到互联网那里去了。美国陆续有媒体宣布结束纸质方式，今后只出电子版。这里包括了像《新闻周刊》这样的著名杂志。于是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现实：纸质媒体什么时候彻底结束？无纸时代什么时候完全到来？反正，随着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新的信息组合和生产方式不断更新，新闻界已经成为一个动荡不安的领域。这只能说明网络带来的变化实在太惊人了。 我只能说到这一步，互联网带来的是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至于其中的结论？我还不敢做出判断，而只能停留在观察当中，因为我们不能回答类似的问题，尤其是问题带有情感和审美色彩时。比如，传统的阅读真的那么神圣吗？介于观看与阅读之间的对电子产品的消费，是否会引发新的思考模式？逛商店这样一种实际行为，难道真的比网上浏览物品更具有动人的力量？纸媒体真的彻底消失之后，甚至纸制品彻底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之后，数字化的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进一步来讲，数字化的视觉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整个传播学界能够轻松回答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挑战。 传播技术重构认知体系 时代周报：学生接触新媒体后有没有提出过一些比较有启发性的看法？ 杨小彦：不多，但是令我们作为老师尴尬的是，在运用新媒体方面，学生往往比我们还厉害。对他们来说是那一种童年的玩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去学习。但对我们就不是了。没记错的话，2005年联合国曾经颁布过一个关于文盲的标志，从传统的不认字增加了两项，第二项是不会使用电脑，第三项是不会辨别公共视觉符号。什么叫公共视觉符号？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厕所，看到厕所上的符号，半天也不知道是男还是女的。这说明今天视觉符号的广泛运用和电脑的大量普及，其重要性完全不言而喻。由于这样的区别，很多老学者重新变成了文盲，因为他们只会看纸质书，写毛笔字，完全不使用电脑，甚至拒绝使用电脑。他们也不愿意积极识别公共视觉符号。 时代周报：传播形式的改变对学界的思想冲击是怎样的？ 杨小彦：美国有一个媒介环境论的代表人物波兹曼（Neil Postman），他写了两本书，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一本叫《娱乐至死》，一本叫《童年的消逝》，所讨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冲击”。按照波兹曼的看法，阅读代表思考，观看代表娱乐。当然，今天传播学界已经不再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了，因为阅读并不完全等同于思考，观看不就是完全的娱乐。波兹曼的观点和上世纪50年代的电视大普及有关。随着电视的普及，观看电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但人们也看到，电视是以娱乐为主的一个传播平台，观看成为主要方式后，人们就不再读书，于是读书就急剧下降，看电视就急剧上升。针对这一点，波兹曼说“娱乐至死”，他批判电视的盲目普及导致了一个不阅读不思考的时代的降临，一个没有思想和娱乐至死的时代的降临。 至于“童年的消逝”，波兹曼的意思是指，“童年”有生理定义，也有文化定义。在印刷时代，所谓童年指的是不认字，因为印刷时代意味着，一、有一个书写阶层；二、有一个阅读阶层。书写和阅读构成了一个广泛的文化现象，并使信息得以交流，影响得以产生。在印刷时代，一个人要成为社会的主体，首先就要进入阅读层次，之后进入写作层次。只有你阅读了，你才会受到影响；同样，只有你写作了，你才有可能去影响社会。这里有一个认字的问题。波兹曼指出，是否认字成为区分“童年”和“成年”的一个标准，童年就是要去认字。而在观看时代，观看不存在着辨认的问题，认不认字都不重要，于是，从认字这个意义所定义的“童年”也就消逝了，因为观看顶替了阅读，认字不再成为需要。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相反的看法，它来自加拿大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麦克卢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未来的电子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地球村”这样一个概念，并且对传播现象作了一些有趣的预言。在他看来，随着信息的广泛流布，地球将会变成一个村落。“地球村”就是对信息时代大规模到来的一种预言。更重要的是，他预言了信息时代传媒的特征，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媒介即人，媒介即是人的延伸，媒介就是人本身。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 在纸媒时代，人们对媒介即人这一点感受并不太强烈，但当我们真的身处信息时代时，当媒介成为过于方便的一种工具，比如眼下的智能手机时，我们才会亲身体验到媒介即人的全部意思，才会体验到地球村的真正意义。上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这样说的时候，是一种预见，当年在传播学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这里还涉及到电脑科技和信息学的出现。信息学的出现和传播学颇有关系。1948年，著名的传播学家香农博士（Claude Elwood Shannon），他在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做实验，试图减低电话通讯中的噪音问题，于是把电话录音从原来的模拟方式变成点阵方式，并对信息进行量化，提出了“比特”作为量化的单位。这是数字技术的开始，也是信息学的开始。此前，194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产生了全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尽管只能进行四则运算，而且体积庞大，但却是电脑时代的开始。当电脑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当数字技术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当这两者合而为一时，大规模的数字时代就成为了必然发生的事实。 今天，我们的知识形态将越来越深刻地受制于传播技术，也就是数字化方式的影响，已经是不用争论的了。在这样的进步面前，或许我们还可以就某些知识形态的相似做一种文学或者哲学式的感伤与怀旧，但技术本身却是残酷无情的。至于这一种发展本身究竟和纯粹的哲学思考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不是哲学家，我回答不了。我只是觉得，那些纯粹的哲学家们，那些喜欢做抽象思维的人们，他们可能还是会相信一种纯粹的知识形态的存在吧。只是，我从传播的事实出发，所看到的是，传播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知识形态，而知识形态又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重构我们的认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