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氏商行:中国百年首富故事



86岁的蔡梅是潘振承的第六代孙媳妇,她仍住在潘家大院,虽说这座宅第已相当破旧,但细看依然能见到昔日的辉煌气魄,高门大户,中西合璧。

    “20世纪初,广州刚有电力,潘家出了个广州电力公司的经理。”68岁的潘刚儿,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潘振承第八代后人,如是介绍十三行时代之后潘家的“商人”。而他本人现在是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的退休教授。

    因为“哥德堡”号仿古商船造访广州,潘刚儿在同福西路的居所,包括这一带的骑楼,都被粉刷一新。他与黄启臣、陈国栋两位历史研究学者合写的《潘同文(孚)行》一书,也赶在这条船抵达广州前两天付梓。

    回顾三百多年前的中瑞贸易,潘氏商行的确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85年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长达39年,与卢家、伍家、叶家,四大行商位列清代广州四大首富。

    福建贫苦少年闯荡广州

    和改革开始后,大量流入广东珠三角企业的外来打工仔一样,两百多年前,潘氏家族的发家人潘振承也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给人当船工,壮年时由闽入粤,曾经去过三次吕宋(今菲律宾)。

    初到广东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陈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获得信任和全权委托。等到陈姓商人回乡,他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彼时的广州,确是一片创业沃土。

    1685年,康熙帝下令:废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虽然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由于贸易量有限,其实外洋商人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其他三口,无论在来华船只数量上,还是上缴税收上,都远远无法和广州相比。这也就不难理解,潘振承为何要选择“由闽入粤”。

    与潘振承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另一位着名行商伍家。史料记载,伍家先世原居福建,在武夷山种茶为业。1783年,伍国莹(曾任同文行司事、伍秉鉴之父)在广州创建怡和行。

    同文行成立十余年后,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制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这道上谕,在历史学者看来,是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

    三年后,1760年,潘振承联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

    投资瑞典东印度公司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博物馆仍藏有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这是当年潘振承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的礼物,这证明了他十分重视与瑞典商人的友谊。

    美国教授穆素洁(SushetaMazumdar)博士的研究报告指出,潘振承参与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投资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现存瑞典的档案中保存有潘振承的商贸记录。

    还有着述认为潘振承曾到过瑞典。

“潘振承是否真的到过瑞典,同文行与瑞典的贸易额有多少,我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文行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潘刚儿说。

    潘刚儿更愿意把这位先祖称为“世界性大商人”。他介绍,潘振承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所有国家,以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潘振承选择了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的茶叶贸易量分别处于第一、二位。这从而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

    瑞典资料表明,18世纪60年代经常出入广州的帆船,其名可考者实有37艘。其中有3艘经营者为潘振承。

    退赔质量差茶叶为外商称道

    潘刚儿说,潘振承之所以能够成为广东洋商首富,直接原因是他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当时还是一项新鲜事物的“全球化贸易”。但从更深刻的层次来探讨,是潘振承以信为本、以诚相待的经营理念,让他赢得了人心,从而赢得了市场。

    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退回1781年运去英国的质量差的1402箱武夷茶时,潘振承如数进行赔偿,树立了广州的行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除了退赔,潘振承还准许给外商赊购适量货物来显示他的诚信。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经称他为“实可称为当时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当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因拖欠外商款项,而落下发往伊犁当差的悲惨结局,潘振承却能凭借在外商中的良好信誉,有充足资金让同文行正常运转。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潘刚儿的父亲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他留给潘刚儿的除了家谱,就是一本《广东十三行考》。这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梁嘉彬是当年十三行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夹心饼干商人”。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与东印度公司的通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这么表示。

    话虽说得刻薄,却道出当时作为洋商首领的苦衷。事实上,在潘振承最为显赫的时候,这种苦衷已经显露出来。

    潘振承发起重新设立公行,但他和四子潘有度这两任同文行掌门人,都多次试图解散公行,从这矛盾挣扎中,可见一斑。

    洋商复建公行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利润较大的西洋贸易。没想到,却沦为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工具。十三行洋商利用皇朝指定的垄断特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官府与外商之间周旋,两边都要讨好,因为他们都是“衣食父母”。

    这多重的角色、复杂的关系,令潘振承担任公行总商不久,就感觉深深陷入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渴望恢复自由商人的身份。

中山大学章文钦研究指出,公行成立后,共同规定进出口货价,加强行商内部的团结和对外商的约束,深为外商所忌,也不利于潘振承等大行商把持垄断贸易。在1768年、1771年、1776年、1777年,清政府历次组织公行中,潘振承总是站在(东印度)公司大班一边。

    1771年,他曾以10万两贿赂两广总督李侍尧,使他下令解散公行,而从公司中得到补偿。

    1796年,总商蔡世文因商业失败欠债自杀,潘有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任总商的位置。作为富商之首,他自然被列为贪官敛财的对象。

    这一时期的营商环境恶劣,当潘有度对经商已有倦意时,四大首富之一——广利行的卢观恒却卷入了一场飞来横祸中。

    1807年2月,东印度公司船只“海王星”号上岸度假的水手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一名中国人丧命而凶手逃逸。作为“海王星”号的保商,卢观恒因此被广州官员责成缉访凶手到案。为了应付官府,卢观恒只能上下使钱,又出赏钱缉凶。结果一无所获,财产损失大半,他也受到官吏的拷打与羞辱。

    急流勇退第四代再无行商

    此事强化了潘有度急流勇退的念头。1808年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才获准退商,以避开营商困难时期。

    不料1814年,十三行商业疲软,行商大多濒临破产,粤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不强为理由,逼迫潘有度复出。1815年潘氏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不过,此时同孚行商业地位已不如前。原来排名第三的伍家怡和行则跃居首位。

    相比起父亲,潘有度在生活中完全是读书人的做派,而非商人。他的儿子潘正炜则更将这一做派继承发扬。到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同孚行主动停业。

    翻开潘氏的族谱,潘家担任39年总商、叱诧商界风云的历史丝毫没有记载。对潘振承靠商业起家只是轻描淡写,对潘有度、潘正炜参与商业活动更是只字未提。潘刚儿不由感慨,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商业被鄙视为低下的行业,商人地位低微。

    潘家从第四代开始,家族再无行商,到了潘刚儿这一代,倒是总共出过4个翰林、5个举人,成了文化之家。

    潘家处于全盛时,曾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购置约20公顷的地,修第宅、建祠堂。落籍广东番禺的潘振承,念念不忘自己的先祖乃福建漳州龙溪乡人,将建筑群落一带亦命名为“龙溪乡”。据说同文行的“同”字也取自原籍同安县,“文”字取自原籍文圃山。潘振承去世后,归葬于原籍。

    而今的潘家花园、潘家祠,早已变成大杂院,应了那句“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那龙溪首约、龙溪二约、潘家祠道等地名,似乎提醒着,三百年前一个十三行家族曾经的辉煌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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