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冠球 我最艰难的时光之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这位中国30年改革开放造就的第一代本土企业家的商业哲学:把握方向和戒除抱怨

  改革开放只有30年,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的创业史却有47年。这位中国商业界鲜有的“常青树”企业家所经历的风雨正是中国本土企业成长的缩影。极为难得的是,鲁冠球的经历不仅可以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之果,更可以昭示改革之因。

  鲁冠球是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没有成体系的管理体系可供参考,完全依赖近半个世纪的波折之路,修炼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商业哲学体系。这位当年的修理匠,现在通过并购掌控19家海外公司,继续巩固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地位,他同时还进入农业、矿产、新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其2007年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

  “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

  我常讲,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死也要死在农村,把我的骨灰撒在钱塘江里。钱塘江每年都会返潮,江滩是最危险的地方,但也是最有财富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谚语:若要发,沿江塌。钱塘江每年冬天都有汐涨,沿江很多地方都被冲塌了,猪、家禽、桌子、椅子等都会被冲到下游,农民可以拣一些东西。

  年年这样。当时钱塘江虽然有4道大堤,也难以阻挡汐涨。我在1960年代在钱塘江边修理自行车和农具,年年抗洪,厂子5次被冲掉,5次又再建起来,这就是我刚开始创业时的环境。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得符合丛林规则,企业经历的艰难都是正常的。

  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人,我经历的最大困难就是不被人承认,这是内心的苦闷。

  1962年我开始创业,那年我只有17岁。但一直到1984年都不被人理解,没有被评上先进,拼命干也没有什么荣誉。1970年代初第一次打入党申请报告,打了3次,经历了十几年的考验,直到1984年3月才入党。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很看重这一点。

  之前我在一个厂里当锻工学徒,跟所有农村的孩子一样,当一个吃穿不愁的工人就是最大的梦想。但那一年,甘肃有一个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与后来的文革时期不一样,当时农民还有很大的流动自由,大量进入城市,虽然没有就业的概念,但确实影响了城里人的生活。当时国家号召城里人到农村去寻找出路。对于到城里来的农民,后来有一个政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放弃了成为一个工人的梦想,回到杭州萧山宁围镇。当时每人只有1分多地,种地根本不是出路,我就利用自己的经验给别人维修农具和自行车。

  干了没几年,文化大革命来了。1967年我和几个人合伙开的维修厂关掉了。1968年, *** 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9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每一个公社都必须有一个农具修配站。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遇,7个人搞了一个宁围公社农具修配站,从此名正言顺戴上了公社的帽子。

  但我很快成为被批斗的重点对象,说我是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搞资本主义,牌子都被砸了。但我是晚上挨批斗,白天工作。不过,没有文化大革命,恐怕还轮不到我们来做万向节。当时城里的国有企业停产闹革命,我们是农民,就得到生产这个产品的机会。

  今年“两会”,温总理有四句话讲得真好,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这几句话跟我非常贴切,也是万向能够经历40多年风雨走到今天的原因。

  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不被人理解时,对的你要去听,不对的不用去管。事情不是靠讲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所以要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天下不会掉馅饼,一切都是干出来的。时间是最公正的,有播种一定有收获。不要抱怨,还是要讲实力,实力,实力。

  诚信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就一个企业来说,你的产品质量要过硬,我们的产品漂洋过海了,质量不过关怎么能行。

  1980年,为了建立起从上到下的质量意识,我把43万元有瑕疵万向节当废品处理掉了。但当时还没有实力去承担这样的损失,有6个月工资发不出来。但那时工人根本不讲钱,白天夜里连着干。那是非常难熬的一年,工资发不出去是对职工没有诚信,但对社会的责任和诚信建立起来了。

  从1987年到现在的20多年里,万向发工资再也没有拖欠过。

  1984年我们做股份制改造,那个时候我叫“还权与民”。为什么叫“还”呢,我最早创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股份制,1969年建立农机修配站也是7个人凑了4000块钱一起干起来的。后来文化大革命时都归公社,实行公有制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就提出要还权与民,还利与民。企业就是民间的,官不与民争利。

  但在当时,要把权和利拿回来,有很大阻力。当时省里搞思想解放,但下面都还很保守,股份制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批准,我们自己在内部搞。直到1988年中央财经工作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同意我们搞股份制试点。1989年4月16日,在中南海专门开了会,全国选取10家企业做股份制改制试点。

  1984年,启动股份制改造那一年我终于入党了。改革开放之前我所有的工作都不被认可,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却都符合国家倡导,具有典型性。我记得当时一般的入党仪式由乡里的党支部主持就可以,但我的宣誓仪式是由县组织部长亲自主持,浙江电视台还进行了现场采访,这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

  从此,万向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方向没有错就没有问题,那就是时间问题”

  我刚开始创业时是短缺经济,只要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有比没有要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产品。当产品多的时候,就要解决好与差的问题。我们最开始只有能力解决“有”而不能解决“好”。1979年开始我们就搞专业化,放弃其他的农机修配业务,把力量集中起来做万向节,小而精、小而专、低成本、高质量,这样人家就都买你的,国内国外的市场就发展起来,价格也上去了。这是经济规律。

  到1984年,美国三大汽车零配件商之一的舍勒公司第一次将5万套万向节推向美国市场。此后我们双方约定每年由万向提供20万套万向节给舍勒公司。

  但到1987年,他们就想控制我们。舍勒在中国的代表多伊尔提出,万向的产品必须经过他们公司才能出口,不然将拒绝进口我们的产品。我马上回绝了,说双方是平等的合作关系,那样做实际上给万向套上了一个绳索。而且对方根本没有实力消化所有万向的产品。

  谈判破裂后,原已定下的46.5万套万向节订单被锐减至21万套。这使得万向在1987年下半年大量资金积压,企业效益直线下降,半年开不出工资,我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当年万向开发出了60多个新品种,打开了日本、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前西德、香港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当年创汇140万美元。

  双方摊牌时我曾对舍勒公司说,倘若你在世界各地找不到比我们价格更便宜、质量又更好的万向节,我们随时欢迎贵公司前来洽谈重新合作事宜。到1988年,他们在世界上转了一圈之后,还是主动回来找我们合作。

  更戏剧性的是,到1994年,我的美国万向公司年营业额已经超过4000万美元,而舍勒由于经营不善,难以维持。结果是,我们收购了这家当初引领我们进入美国市场的公司。

  我得到的教训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此后我们与很多国外公司合作,在美国设立了万向美国公司。到今年,我们已经成为19家海外公司的控股股东。

  现在万向进军了农业、能源、金融等10大产业,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1991年,当时国家提出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把国有企业搞好,这对乡镇企业的冲击很大。我提出,“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1万年以后也有大企业和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总会有重点。但所有的政策都应该是平等的,不能你能搞我就不能搞。

  完全的平等也不存在,一个家庭也有大儿子和小儿子。我现在的油储许可证还没有办下来,但我的油库就建在国家大油库旁边。中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大,我们的油库肯定会用得着。

  大方向没有错就没有问题,那就是时间的问题。我们进入任何一个重要领域都要等4年以上。2001年成立的万向财务公司就批了9年,四个主管副总理都签过字。这我们都可以等。什么都要时机和机遇,要有代价,你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要沉住气,好好干。

  有了这种心态,才会更从容。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到,今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企业在这个大环境下,肯定面临很大的困难。企业越大,危险越大。过去我遇到困难,有一两个人可以帮忙挺过来。但现在不行了,过去可以帮我的人现在不一定帮得上了。只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有多远,就走多远;如果看得足够远,风险就会小一些。

  困难总是很多,你要有这个承受能力。喜怒哀乐,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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