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经济学家滕泰（下）：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人们普遍预期以“改革”作为其关键词。问题在于改什么？如何改？就经济政策取向而言，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新供给主义”政策是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最有力的武器。“新供给主义重启中国改革”也是滕泰新书《民富论》的主要内容。 由于现行人口政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贸易体制，以及行政垄断和行业管制政策、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高税收等等，都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中国财富的增长，为此，滕泰提出了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改革措施。 滕泰坦承，他希望更多人从财富源泉的层次看到中国长期增长的潜力，希望政府放弃短周期管理而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中长期问题。他反对完全的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他支持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放松垄断、放松管制的进程，推进经济市场化、产权民营化。他认为中国必须尽快压缩并严格限制政府支出，尽快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大规模减税。他相信只要能够尽快重启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长期可持续高速增长。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端定义经济周期。那么，新供给经济周期和传统周期理论究竟有何不同？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机制是否能够实现？面对产能过剩，新供给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和凯恩斯的需求刺激手段有何不同？如何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何从供给端推动短期和长期经济改革？如何从供给端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请看对话滕泰“下篇”。 中国经济生产过剩和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结构老化。这不是计划手段所能解决，也不是需求刺激能够解决，必须按照新供给周期的理论进行结构调整，必须“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告别总需求管理老路 朱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从十年后回顾历次干预的结果可以发现，总需求干预之手频繁出击，事实上并没有熨平周期。那是不是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而且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 滕泰：不仅如此，每一轮“踩油门”过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踩刹车”下去，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更进一步讲，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从一些具体经济领域来看，过去十多年对房地产、对物价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朱敏：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 滕泰：是的，当前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为扩大内需或外需，能够使用的政策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连续多年超额货币发行之后，在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不可行；在多次大大小小的财政刺激之后，在地方政府债务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张投资后遗症越来越多；在多年汇率保护、出口补贴等刺激后，在欧美日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外需更不现实。 此外，在当前二元金融体制、高利贷泛滥的背景下，民间投资也很难增长；在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利率较高的背景下，居民消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因此，当下无论刺激投资还是消费，其实都很难；“扩大内需”很难落到实处。 朱敏：如果说总需求管理对短期而言效果不甚理想，那么，对长期来说是否有效？ 滕泰：总需求理论本来就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即便总需求管理理论提出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为政府在某一时期通过低利率等货币政策或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吹大的泡泡，会在下一时期瘪下去；反之，某一时期被压抑的总需求，也会在下一时期弹起来。无论总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资和消费提前还是延后，最终都不改变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
朱敏：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如果能够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放开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就别有一番天地了。 滕泰：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体系 朱敏：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怎么看待古典供给经济学“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以及传统供给学派“从供给端干预经济”的理论？从古典供给经济学、传统供给学派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具体经过了怎样的流变？ 滕泰：19 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等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认为“当一个产品一经产出之际，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的限度以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特定产品的局部的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会整体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不会发生。萨伊曾宣称“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 古典学派的上述观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有现实意义。然而，随着几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不断提高的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之间差距开始显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生产过剩、失业率高企，传统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已难以解释经济发展的现实。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现实。现实中有多种因素可以使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中断，比如供给老化、供给约束、供给抑制等等。 朱敏：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只不过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的还有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在面对所谓“相对产能过剩”或“总需求不足”问题时，马克思和凯恩斯为了用政府“有形之手”解决问题，分别采取了怎样的不同方法？这与新供给主义有何不同？ 滕泰：马克思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和穷人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引发经济危机。他主张用政府计划手段来解决问题。 凯恩斯则以其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假说为立足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现，凯恩斯则提出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克服阶段性的需求不足。 二战以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而欧洲、美国等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办法，也迎来了战后近三十年的繁荣。然而长期执行政府计划或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都使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直到上世纪70 年代末，不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缺乏活力，美国、欧洲经济也陷入了“滞涨”的泥潭。 新供给主义认为造成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短期供给约束和长期供给抑制。 朱敏：看来您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完全不同于古典供给经济学，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学，那么您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30 年前美国的里根政府所采纳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有哪些不同呢？ 滕泰：美国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罗伯茨等人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供给处于首要的决定地位，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与古典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传统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 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比如反垄断、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并建议在国内限制甚至取缔工会组织以便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在国际上通过政治力量干预石油价格以便降低企业的原材料成本，等等。 作为传统供给学派核心理论的“拉弗曲线”证明，减税会在短期减少财政收入，但长期来看，如果较低的税率刺激了产出，最终一定会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并使政府税收总额在较低税率下回升到减税前的水平。为了推动减税，当然必须压缩那些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 我提出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从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出发，提出了新供给周期理论创新，放松供给约束的理论创新，以及解除供给抑制的理论创新。其中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从供给端把经济周期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老化四个阶段，并把经济衰退的原因归因于供给老化，相应的措施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一篮子政策；而解除供给抑制的理论针对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增长潜力，提出了一些列改革措施，在思想上类似于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的改革主张，这两部分理论都与美国传统供给学派无关。只有放松供给约束的相关理论和美国传统供给理论有部分相似的地方，并比美国传统供给学派更成体系。此外，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针对国民收入分配以及房价物价等问题而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管理理论和改革思想。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机制 朱敏：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分配机制缺陷或需求不足，而在于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请更详细地解释一下新供给主义经济周期？ 滕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由此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 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速不断提高。 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该项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出现中断，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潜在增速回落。 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供给不能创造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陷入萧条。 一个产业可以分为上述四个阶段，一个经济体也一样。当大部分产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是，经济增速加快；当大部分产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时，经济增速必然回落。 朱敏：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中，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并非持续有效循环？ 滕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可以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供给老化的产业太多，应该尽快调整经济结构。 此外，即使在新供给形成阶段或供给扩张阶段，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供给约束，以及制度层面的供给抑制也会造成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 朱敏：这对政府实施应对经济萧条的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滕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 比如，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从而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又比如，类似于iPhone手机这样的新供给从来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恰恰相反，很多政府扶持的产业，例如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后来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还有，新供给主义也不认为政府限制某些产业的政策有助于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机制，不仅如此，一旦判断失误，政府对很多产业的政策限制也可能造成下一阶段的需求不足。 比如中国上世纪90 年代末限制电力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之后多年的电力供应不足。 朱敏：鉴于此，在实践中，真正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滕泰：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 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正确做法，“更新供给结构”，并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放松供给约束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社会资源向新供给领域集中，恢复增长活力。 此外，从制度层面上解除供给抑制更加重要，包括解除对人口与劳动抑制、金融和资本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资源和土地抑制、以及产权和社会分工方面的制度抑制等等。 朱敏：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是不是也一样？ 滕泰：是的。比如iPhone 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 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 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其与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的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领域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 新供给主义的改革思想 朱敏：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能否提出全面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思想和改革措施？ 滕泰：以“放松供给约束”为核心的短期改革主张认为，比如，税收约束、成本约束、垄断约束、政策管制因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约束等。1981 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在供给方面的政策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减免企业税负；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放松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事实证明，上述政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刺激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同时以扩大产出的方式化解了通胀压力，成功地使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将上述传统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归纳为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并结合中国经济情况提出“解除供给约束”的具体措施。比如：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垄断，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依托资本市场，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改进资源和基础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成本，等等。 如果上述改革主张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我们相信中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还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朱敏：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情况，与美国当时的情形有可比性吗？何以破局？ 滕泰：如同罗斯福新政以后几十年中，总需求管理政策遗留给美国经济大量的“供给约束”一样，中国经济从1996 年以来类似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所谓宏观调控，也造成了较严重的“供给约束”，包括高税收约束、高社会成本约束、高垄断约束、高管制约束等。因此，中国只要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有调查说中国企业平均综合税负40%，那如果把综合税负从40%降到30%，能够承受30% ～ 40% 综合税负的企业就可以存活下来，经济总产出就会大幅增加。当然，税收受益者、社会福利成本受益者、垄断者、管制政策受益者等都是有利益刚性的。打破这些刚性利益，需要执政者的改革勇气和决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天然就是改革的经济学理论。 朱敏：通过“解除供给抑制”来解放生产力，可以理解为邓小平理论的要义，今天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呢？ 滕泰：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除供给抑制，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们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 与城市人均GDP 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长期适当调整人口政策，中国的相对人口红利就会进一步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个财富源泉是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如果中国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转，农业就将一直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显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矿山也是一样，如果煤矿、石油等资源是垄断的，矿产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其开采就会比较粗放，资源利用效率就不会高。应该说中国的资源和土地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未来产权优化和释放资源供给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 我们有3.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 多万亿人民币。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只有中国利率高，中小企业私募债利率高达14%~15%，民间借贷成本更高。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原因就在于资本抑制和金融抑制。假定把金融抑制放开一下，逐步把中小企业资金成本从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业会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不仅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创新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在企业研发、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层面解除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本身。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 朱敏：正是因为解放了这五大源泉，我们才看到中国80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人 口、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 滕泰：是的，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举例来讲，很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源很多，但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改革这些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邓小平说，“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供给主义认为，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就是“解除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资本和金融抑制、技术和创新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越是供给抑制严重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金融、房地产，供给价格越高，而且供给效率和质量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大。如何解决具体改革难题 朱敏：任何一种新理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普遍的解释效力，更在于能否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困扰日久的难题。那么，新供给主义如何破解诸多难题？比如房价问题。 滕泰：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房地产金融刚刚起步、居民资产配置需求、住房供给结构性短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 朱敏：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也是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一大困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又如何应对物价问题呢？ 滕泰：对物价的调控也一样。中国从1996 年以后就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十多年来的每一轮通胀几乎都由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推动、食品供给冲击等供给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通过紧缩总需求去进行干预，结果难免误伤经济。 我详细分析过中国物价的驱动结构，过去十年 70%以上的 CPI波动都来自于食品价格变化，而在居民对食品的需求总量基本不变的现实下，食品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供给总量波动和供给结构变化；研究还表明假定我国每年平均工资上涨15%，将推动 CPI上升 1.94个百分点；假定原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 15%，对 CPI的影响只有 0.2个百分点；此外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增加有效供给，既能够挖掘增长潜力，也能够平抑物价，不存在所谓“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 朱敏：除了您刚才讲的房价问题和物价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当中难啃的“硬骨头”，更为棘手，也更难以破题。对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有何良策？ 滕泰：在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方面，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张从供给出发，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等五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报酬，让市场完成收入分配。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包含六个核心主张： 一、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从未创造任何财富的行政权力参与财富的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二、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润丰厚的企业，其实是靠垄断获取财富。这也是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公平问题，所以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选择。 三、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比如对于在经济制度不健全的阶段通过各种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公共设施资源、海洋空间资源等等，应通过以资源税为代表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促进公平和效率。 四、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比如，是否可考虑对符合某些条件，如雇员在 20人以下、销售收入在 100万元以下的创业型企业，在一定的创业期限内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业成长、做大以后，政府的税收总额甚至还会增加。 五、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 六、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朱敏：能否解决具体的改革难题和现实问题，的确是对一项经济学主张及其方法论的考验。随着新供给学派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相信有更多的学者会研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国未来改革之路，道阻且长。学界需要凝聚更多共识，为改革提供专业而有效的解决方案。 滕泰：是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进入公众视野到现在，虽不足一年，但影响却越来越大大。在我去年 11月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之后，也有名字相似的新供给方面的研究出现。这些观点虽然与我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放松供给约束理论、解除供给抑制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不是一回事情，但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活动还是非常有意义，因为这可以让更多的人开始重视从供给端研究问题了。” 一个学术和理论和学派要想发扬光大，并最终能够用来指导改革，解决现实问题，我认为必须要用开放的态度，求同存异，在创新中逐步完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是《民富论》一书的核心内容，但这只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开始。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主张：中国经济生产过剩和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结构老化。这不是计划手段所能解决，也不是需求刺激能够解决，必须按照新供给周期的理论进行结构调整，必须“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此中国经济必须重启改革，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重视熊彼特增长，重启斯密增长，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只有放弃计划手段和传统产业政策，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机制；只有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物价等顽疾；只有从“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出发，才能确保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只有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重启中国经济改革，才能复兴伟大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