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产品和效率都需要转型



  刘 劲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站在一个转折点上。下一步,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将向何处去?有两股力量促使我们问出这个问题:一是长期的力量,即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个是短期的力量,即目前余波未平的金融风暴。

  过去30年来,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30年。中国作为其中最大的经济体,能否在未来30年延续曾经的辉煌?如果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又将做出怎样的转变?

  过去两年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源自美国华尔街的资本泡沫破灭,直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有哪些影响?中国的政府决策部门和企业将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怎样的机遇?

  在改革开放30年和金融危机这两个背景下,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结合其案例研究,围绕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下一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对长江商学院教授进行了系列访谈。他们一方面受过世界一流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和企业有着第一手的观察,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和企业以出口驱动为主的旧的经济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本身就有升级转型的压力。金融危机把这种转型的压力和需求放大得更加明显,但是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如何转“危”为“机”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本刊首先选登会计与金融教授刘劲的访谈。

  刘劲教授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长期影响是要进行经济转型。他提醒中国的政府决策部门不要从金融危机中学到错误的教训,即不要因此收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管制。在政策层面,刘教授具体阐述了自己的发行“中国股”的建议。在企业层面,刘教授强调了首席财务官要发挥战略作用。

  刘劲教授现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UCLA Anderson School)副教授(终身教职)。刘教授199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曾获2005年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研究奖(Eric and "E" Juline Faculty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ward)以及2007年巴克莱全球投资(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最佳论文奖。

  作为金融财务领域的专家,刘教授在本次访谈中,剖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正确”教训。刘教授详细介绍了自己提出的大胆、创新的建议:发行“中国股”。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问:我们这个访谈的大背景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你觉得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劲: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产泡沫破裂。这次跟以前的资产泡沫破裂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泡沫一起破,房市和股市一起破掉了。股市泡沫实际上不是很大,但是房市的总量是很大的,比股市还要大,所以破掉以后的影响就非常大。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产泡沫破裂。

  问:它对中国企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刘劲: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短期对中国企业最大的影响就是出口。以前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制造,美国人消费;现在美国人不消费了,要省钱了,中国的出口就不好弄了。

  长期来讲,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原来的经济格局可能要改变。就是说,中国人不仅是要生产,而且也得消费。这就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产业结构是为了外国人来生产的,一些中国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教育这些产业,要一下子发展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个经济转型大概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转型对大家都很痛苦,美国也很痛苦,他的汽车制造业现在也在进行非常痛苦的转型。

  问:美国企业的转型可能跟中国企业转型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中国企业的转型主要面临什么问题?

  刘劲:首先是产品的问题。本来你造一个产品,比如DVD影碟机,原来是卖到美国去的,现在美国人不要了,那么你要卖到中国,你发现中国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DVD影碟机,而是要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企业能不能造出来,这首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商业模式。中国企业是粗放式经营,污染环境、高耗能、劳动力极其便宜,它们已经很适应这种东西了。现在中国地位相对提升以后,要发展内需,不再完全变成一个廉价的工厂的时候,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劳动合同法》出来以后,劳动力成本就高了;环境保护也更加重视了;世界能源的价格也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提高效率。中国企业的效率实际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产品,另一方面是效率,都得同时转型。

  不要从金融危机中学到错误的教训

  问:在金融危机之后,你多次强调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不要从金融危机当中学到错误的教训。我想请你再说一下,你认为正确的教训应该是什么?

  刘劲:中国和美国不一样,金融监管处在两个极端。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完全放开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金融市场自己有纠错机制,你就不要去管它,然后出了大事情,才不得不来处理。格林斯潘就说:金融市场有没有泡沫?有可能有。但是我没有这个本事来发现这个泡沫。他认为市场比他更厉害。中国是另外一端,是管得非常严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整体,从它的供到需,政府都控制得非常严。中国等于说是太多的政府,美国是太多的市场,而平衡点应该在两个中间。

  中国本来正在往市场走,现在美国出了事,很多人就跳出来说,市场看来不对,应该赶紧往回走。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对于中国来说,还在靠近市场的那一边,中国还需要更多的市场。好多人借这个机会说美国的市场不灵了,但实际上这是美国有太多的市场造成的。而中国是政府太多了,我们还需要往市场的方向走很多路才能走到这个平衡点。

  问:你的意见就是美国是管制得过于宽松出了问题,应该加强监管,而中国应该放松管制,更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会不会有人说,你觉得中国管得很严,但是为什么金融机构还是出那么多大案,证券市场还是那么多内部交易、庄家操纵,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查处?

  刘劲:任何一个系统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案子相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来讲,还是非常小的。中国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企业的融资渠道是不畅通的。中国有个所谓“金融压制”的问题: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发展最快的一块,提供就业,提供经济增长,但是他们融不到资。这是金融体系最糟糕的一点,是最大的一个缺点。

  问:你觉得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监管过严造成的问题?

  刘劲:监管过严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叫控制过严。

  问:中小企业可以想什么办法?

  刘劲:中小企业几乎没什么办法。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是有歧视性的,在这种系统性的歧视下,你办法不多。这是金融体系要改的一个问题,但是改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要排除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压制,银行,包括资本市场,必须更加商业化。

  问:现在创业板的开设是不是对中小企业融资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刘劲:对,包括创业板,包括风险投资,包括现在对银行业的一些放松,比如说可以用担保公司的这种形式对企业进行担保,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银行业。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是在边际上进行放松。但是,中国的银行存款是GDP的两倍,中国的金融资产大部分还在银行里,银行放贷的时候,中小企业拿不到很多的信贷,实际上存在的问题还是非常大的。

  问:我们谈到了创业板这样一些政策上的积极因素。根据你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政策的总的观察,你觉得决策部门是学到了错误教训,还是学到了正确的教训?

 中国企业:产品和效率都需要转型
  刘劲:我觉得都有。一方面,金融衍生品这个东西,中国一下子就退得太厉害,现在把金融衍生品完全给封掉了。衍生品在金融市场里起着一个非常有益的作用。尽管大家可能用它来进行投机,过度的杠杆化,但是中国是处于一个完全的初级阶段,这些东西是可以控制的,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把金融衍生品完全停下来,对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从股市来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允许这么多的公司上市融资,我觉得就非常好,让供需平衡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里进行调节。

  问: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推金融衍生品的话,有哪些具体品质是可以先尝试推出的?

  刘劲:我觉得股指期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股指期货,没有一个卖空机制的话,很容易出现泡沫。现在等于说是市场里有两种人,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只有乐观的人有发言权,悲观的人想卖空但是没法儿卖。因为金融危机,股指期货起码是被推迟了。当然决策部门没有这么讲,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金融危机影响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公司采取的风险管理手段,比如说国航的燃油衍生品出现巨亏的个案。它把石油价格锁定得太高了。风险管理会出现这种错误,但是不见得说这个风险管理就不应该做。如果因为一两件事情把整个这个手段给叫停,就很糟糕。

  发行“中国股”的大胆建议

  问:你在2007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发行“中国股”,也就是中国的国家股票的建议。这个建议听起来非常大胆,也非常创新。现在两年过去了,它是不是还适用于现在的经济形势呢?

  刘劲:这个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当时提出“中国股”的概念,因为当时股民们都认为前景非常好,都在买股票,供大于求,股票涨得太厉害了,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泡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监管太死,股票供应跟不上对它的需求。我就说,在存在这个监管问题的过渡期,你可以发些“中国股”,把大家的需求用“中国股”的形式让它满足。

  现在政府对供和求都放得比较开了,“中国股”的必要性就会稍微小一点,但是本身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它会对整个股市的理性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中国股”是跟中国的经济体整体挂钩的,所以你根据“中国股”的股价,就会知道现在个股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因为你不知道某个具体公司以后的盈利有多少,但是对整个中国GDP的增长的话,大家还是心里有数的。所以这对整个股市进行定价是非常有好处的。

  问:看股票的指数,比如上海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不能看出来吗?

  刘劲:看不出来。因为中国的股市在这个经济体里占的比例比较小,比如说中小企业发展非常快,但是基本上没有上市,都不在股指里面。再一个,上市公司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大股东掏空小股东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GDP从1993年到现在,每年大概增长9%,这是实际增长,然后再加4%通胀的话,大概每年是13%,每年名义增长13%。但你看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大概是8%。那么中间这一大块哪儿去了?因此上市公司跟那个实际的经济体整体来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从“中国股”来看的话,会对整个经济整体有一个更好地判断。

  问:具体到操作层面,“中国股”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做?

  刘劲:现在国家可以发国债,国债实际上就是一个契约:政府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每年给你发多少利息。“中国股”等于是发国家股票了,就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每年的红利是根据中国的GDP来发的。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卖到市场上,由市场来决定你的价格是多少。跟企业的IPO是一回事儿。但是“中国股”一出来的话,你马上就知道市场对中国经济判断是怎么判断的,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在股市非常热的时候,你把“中国股”发出来,可以把大家的需求吸收过来。如果股市跌得很厉害的话,大家都吓得要死的时候,你又可以回购这个东西。现在政府做出一些事情,比如说回购一些银行股什么的,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回购银行股,那么为什么不回购地产股啊?你把国家的钱拿出来,最后是少数人获利。而回购“中国股”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像买卖国家债券一样。

  如果有债券,再有“中国股”的话,不仅可以调节利率,而且可以调节风险议价,两个一起调。在2007年的时候最明显了,当时是流动性过剩,到处都是流动性,政府一个办法就是不停地发国债,就是收流动性。但是你收流动性的过程中,你只是在调这个利率。但是即使利率涨起来,而风险议价如果是缩得很小的时候,股市泡沫还是越来越大。2007年的时候如果发“中国股”,那股市肯定没有大泡沫,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步。上一次股市泡沫,在中国好像没看到太大的损害,原因是股市很小,流通的股很小。但如果是股市很大的情况下,从6000点一下栽到2000点,那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问:现在是2009年,很快就会2010年,你认为“中国股”仍然是值得尝试的做法。

  刘劲:对。美国央行有个叫“量化放松”的方法,在金融危机特别厉害的时候使用过,那个方法跟“中国股”的想法是非常像的。金融危机很厉害的时候,货币政策已经没办法了,因为短期利率已经几乎是零了,0.25,不能再降了。美国央行说我就来买那个长债,用钱来把长期债券买回来。股票是很长期的现金流,长期债券也是很长期的现金流。“中国股”实际上比它这个更加有创新,就是它不仅可以调整货币供应,而且能调节这个风险议价。比如说如果美国市场有“美国股”的话,在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大家没有信心了,美国政府就可以买“美国股”把股价给抬起来,那整个股市会跟着上来。但是如果你买个别股票,比如说买花旗银行,大家就会认为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首席财务官的作用

  问:我们现在谈一个企业层面的问题。你是金融会计方面的专家,在企业里,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最高职务是首席财务官——CFO。在一个企业当中,首席财务官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劲:财务在企业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东西都要用钱。CFO这个职位从很大程度上讲,就像军队里的参谋。就是说企业要干什么事情的话,都要CFO来提供参谋。在这个过程当中,CFO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判断企业的价值。但往往中国的CFO不懂这些东西,他只是懂一些财务运作,比如说多少钱流进来,多少钱流出去,现在还有多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企业的价值?因为经营企业就是为了增加这个企业的价值,CFO有最多的信息,可以来判断每做一件投资,每做一件融资,怎么来增加企业的价值。如果他能知道这一点的话,对CEO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问:国外很多大企业的CEO都是从CFO上来的,但是在国内好像比较少。这可能跟你刚才谈到的国内的CFO还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战略的位置上有关系。

  刘劲:对。一个原因是国内资本市场不够完善,CFO主要要融资,而中国的融资比较简单,主要是银行贷款,没有到资本市场弄期权、弄债券,可转债那么多东西。CFO不用懂很多东西,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就是企业的大小。越大的企业对财务的要求就越高。CEO如果不懂财务的话,很难讲你是CEO。在中国企业相对更小,对财务的专业压力就更小,大概是结个账就差不多了。我觉得跟这两点大概有关系。

     

  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挑战

  问:你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有哪些?

  刘劲:阿里巴巴非常不错,我做过一些研究。携程也做得非常好。它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完全面对的是消费者,是在基本上公平竞争的环境里出来的企业。他们的产品就是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效率非常高。而且他们不怕国际竞争。

  中国很多别的很赚钱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在利用政府资源。包括百度这样的企业,它非常适应中国,但是并不适应世界。Google在整个世界,基本都是它占有份额的70-80%,到了中国突然不行了,只占了20%多,百度占了70%多。我觉得里面除了有政府的支持之外,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百度他能吸引这么多用户,实际上有很多打知识产权的“擦边球”的东西,比如提供MP3的链接来吸引用户。Google不能这么做,百度可以这么做。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百度等于说在政府的借力还是比较大的,在国际市场上就不能这么做。

  问:就是说你比较欣赏那些能够在一个公平的、透明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公司。

  刘劲:对,这种公司生命力非常强。不像别的很多公司,看着挺好,其实是一根绳子吊在悬崖上,只要后边那个绳子割断了,他就掉下去了。

  问:但是阿里巴巴和携程的业务也只是在国内,并没有能够走向世界。像这样的公司要走向世界要面临什么样的障碍?

  刘劲:走向世界的障碍也不小。但是首先,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跟他们竞争,竞争不过他们,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它们要走向世界的话,还是有问题的。像携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服务很好,你不一定在网上订,你可以打电话给它。但人工电话服务在美国是非常贵的,所以在美国没法儿做这个事情。阿里巴巴是跟中国制造业紧紧捆在一起的,出去的话可能就有问题。

  问:企业的竞争也是企业家的竞争。你觉得中国企业家在哪些方面亟待提高?

  刘劲:首先是视野。要看到美国尽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是它毕竟是宏观环境造成的这么一个危机。美国经济包括美国企业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从很多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现在仍然是骑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美国人开着跑车跑得很快,在前面撞车了,修好了之后还是会跑得很快。以前大家崇洋媚外,有点儿没有信心,现在中国企业家可能有点儿太狂了。我们在各个方面实际上都还处在学习阶段,要真正达到别人那种效率,我觉得还得挺长时间的,起码得二三十年。

  (刘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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