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华民国？不！ 推翻满清统治桎梏确是一大历史功勋，但继起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能力和意志，以至于我们的开国先辈们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成长：大大小小的军阀、土司各据一方，一国之内有数十上百支互不统属的武装，不仅没有统一的财政货币体系，甚至没有统一的铁路轨距；海关（旧中国最大税源）全部由西方人把持，财政支出须由驻华外国使团一致签字批准，关税税率由西方国家制定，主要港口、咽喉要道和首都均驻扎外国军队，外国军舰自由出入长江和其他中国主要内河一直深入到重庆和长沙，西方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美军大兵强奸两江总督孙女和地方高官夫人也可逍遥法外（1946年的“沈崇案”和1948年20来个美军飞行员轮奸30多名中国名媛的武汉“景明楼事件”）……当时的中国弱到了什么地步？ 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开展任何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建设，任何一个血性尚存者都不可能安心接受这样的屈辱，国家主权和独立自由是人们的梦想。渡江战役时，英舰“紫石英号”曾武力阻拦解放军渡江，解放军开始还击后，连英舰要“帮助”的对象——国军炮兵也向英舰开火；当时旅居海外的化学家傅鹰听了解放军总部就此事所作的强硬声明之后，顿感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敢于昂首挺胸面向西方列强维护国家主权的强有力政府，立刻决定回国。一位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社会主义者的燕京大学教授，经过和平解放后几个月的观察，庆幸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政府。这些事情，反映了大众当时的真情实感。 这个政权也确实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刚刚建国便以劣势装备将进逼边境的美军击退数百公里，随后陆续经受住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冲突、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考验，在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相继发起的全面封锁中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列强外交官们再也不能在咖啡桌上决定中国的命运，敌视中国的势力不得不放弃暴力推翻中国的迷梦，转而同中国开展正常的国家间交往。 声称不付出这样的努力便可在如同今天一样的外部环境中集中精力搞建设，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标志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努力赢得了外部世界决定性的承认，从此中国方才具备了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方针提出和实行，成功地将经济建设确定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工作，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新阶段。 正值六十周年大庆之际，让我们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致敬，他们的奋斗不仅为中国赢得了自由独立和平等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资格，也惠及了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压力下，西方列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压榨政策，甚至对毗邻社会主义国家的“小龙”、“小虎”们加意扶植。 工业化：国家民族的脱胎换骨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作此断言：“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这一断言是根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总结得出，又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得到了验证。
新中国政权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结构极不合理的烂摊子。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12.6%。相比之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为50%左右。在重要工业品产量上，中国不仅瞠乎发达国家之后，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望尘莫及。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一个起点如此低下的国家能够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这本身就表明了新中国前期的成就何其巨大。 共和国前期经济成就的最直观表现，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提到1966年，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文革”的爆发，事实上，这一年更是数千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这意味着这个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开始脱胎换骨为工业国，从此拥有了坚强的骨架。尽管在清朝中叶等时期，中国的GDP曾多次居世界第一，但空有一身肉的肥猪和暂时比较消瘦、却拥有强健骨架的虎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重估前30年的现实意义 从规模看，从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至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5%。从横向比较，中国该时期经济增长实绩其实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纵向比较，虽然低于改革后30年GDP平均增幅，但彼时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战争威胁之下，解放战争后期以来被美蒋军队切断的南北沿海航运直到1974年才得以开通，穿过台湾海峡的南北航线直到1979年才开通；而且改革前中国GDP中不包含外资取得的外国要素收入和许多不曾市场化的产出，而改革后这部分成分极为可观。 准确、客观评估这一点，不仅是历史问题，在国际竞争环境下更有现实意义。因为与建国初期单纯作为追赶者的地位不同，我们现在一方面仍在继续赶超发达国家，同时又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赶超的对象。在近代资本主义四百年历史中，已有许多后发国家的“赶超”事业在取得初步成就时半途而废，不仅未能赶超守成大国，自身反而被新的赶超者所超越，我们现在未尝没有这样的风险。由于新赶超者产出市场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国，单纯引用GDP指标衡量多半会低估新赶超者的增长实绩与潜力，不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 教育是“最大的成就” 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但我认为，改革开放前，最大的成就或许就是教育。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建国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更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培育。这种培育体现在自我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 正是毛泽东时代强力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进一步洗刷了满清统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输的奴性，在全社会大大普及、强化了平等和自我奋斗的思想观念。 在文化教育方面，共和国前期建立的全民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了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建国之初，全国文盲率近90%，文革前夕的1964年已降到33.58%，1982年降到了22.81%，2000年更是降到了6.72%。建国初期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比同期完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更加让以后的中国受用不尽，而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些年受到的非议，主要在建国初30年普及的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全球都是公认的。 不必否认，一些文学作品对知识分子下乡之类作了很多渲染，我母亲也是由于“出身成分”不好而未敢报考清华大学，高考后清华招生者见我母亲成绩出众，企图挖人但被我母亲报考的学校坚决挡了回去，就连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新育”也是“接受新的再教育”的意思，因为当时我父亲正在军垦农场下放，对此不无牢骚。 但我更明白，当时基于家庭成分实施的某些管理政策，对于维护政权稳固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看看大汉奸殷汝耕侄女、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没有共和国前期的体制，我父亲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否读书自不待言，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我母亲，倘若是在解放前的体制下，她此生也只可能是某个乡间的文盲农妇，绝无可能读大学并成为高级工程师。 得到一元钱千恩万谢，得到十元钱却抱怨人家没有给自己100元，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有，但我希望不要成为主流。 “平均主义”的再认识 作为一个起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倘若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凝聚人心抵抗外部如此长期、如此强大的压力。共和国前期历史在社会公正方面的建设成果，首先体现在更加公正的社会收入财富分配，这一成果的遗产即使在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时期，也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针对国内市场的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优势更为突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家电消费热中，正是凭借这一点和当时的贸易壁垒，中国家电行业几乎白手起家，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 当然，改革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公正的优势已经显著削弱；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收入分配失衡的恶果日益显著，某些高举“改革”旗号的人不是努力矫正，而是一方面努力维护甚至加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另一方面竭力把收入分配失衡说成是改革前即已有之的缺陷，丝毫不顾改革初期的旗号恰恰是“打破大锅饭”。 这样的表现令人不能不担心，中国社会是否已经丧失了承认并改正失误的能力；但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现实压力必然推动共和国前期历史这一遗产至少部分回归。 对人民政治权利的“超前探索” 共和国前期社会公正成果，同样体现在对实现人民政治权利的探索。共和国创始者之所以是人民领袖，就是因为他在开国创业成功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新权贵阶层的代表人，而是毕生不懈地思考、探索如何有效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其思考之深邃、目光之远大，远远超越了时代，直到他身后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理解。 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通过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没有盲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有一段重要的话：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本书中还有一段：“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为了树立和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他不仅注重收入和财富分配体制的安排，更关注培育人民大众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和意志，如全民教育制度既是对经济建设人力资源的培育，也是赋予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如果一方面高喊“民主”，另一方面却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教育机会等各个方面剥夺大众行使民主的能力，那么这种“民主”有什么意义呢？ 不可否认，共和国前期在这方面的某些探索走了极端，遭到了失败；但时至今日，面对现实，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我们后来的某些做法矫枉过正了呢？我们是否应该回顾、领会和发展开国领袖这方面思想的合理内核，去探索长久的安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