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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4日开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商业峰会吸引了700多名来自全世界的商界代表参加。商人们在为期3天的大会上和各国政治家们一起讨论如何拯救地球。
◎袁越（发自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议定书
哥本哈根国际会议中心，又名贝拉中心（Bella Center），建在距离市中心10分钟车程的一处开阔地上。这是一座造型新颖的钢结构现代建筑，全部采用双层玻璃墙面，便于采光及节省采暖费用。主建筑旁竖起了一台巨大的风力发电机，为会议中心提供电力。这些节能设计用在贝拉中心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再过7个月，来自全世界197个国家的2万多名谈判代表将会乘坐高速城铁来到这里，制定一份新的应对气候变化议定书。
按照2007年印尼巴厘岛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今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COP 15）必须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取代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主办方，丹麦政府自2009年初开始即在贝拉中心召开了一系列前哨会议，而此次商业峰会则被普遍认为是大会前最重要的一次热身，因为专家们都知道，拯救地球的那把最关键的钥匙就掌握在商人手里。
虽说全球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个科学问题，但导致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来自二氧化碳的排放，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自能源工业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任何商业行为都离不开能源，商人逐利的本性决定了任何企业都一定会使用最廉价的能源。不幸的是，起码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廉价的能源非化石能源莫属，无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核能、生物能，其成本都远高于化石能源。而这，就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障碍。
要想真正做到节能减排，就必须想办法让商人们放弃使用廉价能源。这是违背商业规律的做法，肯定不能指望商人们自发地这么做。经济形势较好时也许会有个把商人愿意牺牲一部分利润用于节能减排，一旦经济出现问题，比如去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便会立刻将他们打回原形。
所以说，要想拯救地球，政府必须介入，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才能达到目的。《京都议定书》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份行政命令书，它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为发达国家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上限，达不到目标就要受到惩罚。但是，《京都议定书》仍然必须借助商业的力量，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这样的商业机制，让商人们有利可图。《京都议定书》2012年就将到期。下一份《哥本哈根议定书》预计将为全世界的商人们制定一份2012～2020年能源使用计划书，这将直接关系到全球企业未来10年的经营方针和利润走向，难怪各国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这次大会，早在2007年的巴厘岛会以前就开始了暗中较量。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自今年初开始即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中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不允许任何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外另搞一套。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不会接受任何针对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排放限制，《哥本哈根议定书》仍然会像《京都议定书》那样，只对发达国家制定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在接受发达国家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的前提下自愿减排。
虽然大的格局基本上不会改变，但《哥本哈根议定书》的具体细节仍然存在诸多变数。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到底是20%还是40%？在哪一年的基础上进行计算？发展中国家到底能从发达国家获得多少资金和技术支持？如何保证这些支持能够到位？这些细节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策略，它们的所作所为反过来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球的未来。
解铃还需系铃人
此次商业峰会于5月24日下午正式开幕，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丹麦总理拉斯姆森、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欧盟轮值主席巴罗索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委会秘书长德波尔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以及包括西门子、阿尔斯通、百事可乐、中国电力和中国移动通讯在内的700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和投资银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丹麦女王甚至也来旁听了一个多小时。她似乎是专门来听戈尔演讲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因为政治家出身的戈尔又一次用充满煽动性的语言征服了全场观众。
“150年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钻通了世界第一口油井。就在同一年，英国科学家约翰·提恩达尔（John Tyndall）首次证明二氧化碳具有吸收红外辐射的功能，并以此解释了地球大气层为什么能够保持如此高的温度。”戈尔开篇就引用了两个发生在同一年的历史典故，这两件事看似巧合，其实具有很深的含义，它们恰当地说明了商业力量究竟是如何影响地球的。
故事要从鲸油说起。虽然人类在几万年前就学会了钻木取火，但柴火只能用来做饭，用它照明的话既不够亮又不经济，所以古代人发明了用动物脂肪做成的油灯来照明。最好的灯油来自鲸，尤其是用抹香鲸吻部的脂肪做成的油灯既无味又明亮，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每升这种鲸油能卖到相当于现在10美元的价钱。正是由于对照明的需要，使得捕鲸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到了19世纪中期，每年都有超过1.5万头鲸被捕杀。如果不是一个叫亚伯拉罕·盖斯纳（Abraham Gesner）的加拿大人于1851年发明了从煤中提取煤油的技术，鲸肯定早就灭绝了。
盖斯纳发明煤油的原动力并不是为了拯救鲸，而是因为鲸油实在太过昂贵，而且不易储存。相比之下，煤油既便宜又耐用，迅速占领了照明市场。但是，从煤中提取煤油仍然太麻烦了，一个名叫乔治·比赛尔（George Bissell）的纽约律师想到了传说中的石油。他早就听说宾夕法尼亚州的某些岩石的缝隙里会冒出一种可燃的黑色黏稠液体（石油这个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印第安人以前一直拿它当药用。为了证明从石油中可以提炼出煤油，比赛尔花大钱雇佣了一名耶鲁大学的化学家替他做分析，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之后，他联合了几个纽约商人，组建了一家上市公司，准备在宾夕法尼亚州开采石油。一个名叫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的前火车调度员被公司派往宾夕法尼亚州的提图斯维尔镇（Titusville）尝试钻井，但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钻井工人，试了几个月仍然没有找到石油。眼看从股市里筹集到的经费就要花光了，公司便给德雷克写了封信，把他解雇了。这封信于1859年8月27日寄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但就在8月25日，德雷克终于成功地挖到了地下15米深处，石油汩汩涌出！
此后发生的一切证明比赛尔的眼光是何等高明。石油这种廉价的新能源迅速取代了煤，成为煤油的主要来源。再后来，一个名叫洛克菲勒的商人又学会了如何把石油中的各种成分分开，分别制成蜡烛、凡士林、有机溶剂和干洗剂（石脑油）。这种变废为宝的思想肯定不是来自保护环境的需要，而是为了多赚钱。因为一个名叫爱迪生的人发明了电灯，很快就把煤油淘汰了。
有趣的是，我们熟悉的汽油原本是石油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易燃液体，只能把它倒入河流中。直到福特把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引擎大规模用于汽车生产，这才终于变废为宝。随着汽车的不断普及，对汽油的需求量持续增加。有人发明了石油冶炼新法，使得汽油的产量从原来的只占原油的15%～18%上升到45%，一个崭新的石油化工工业终于诞生了。
自从150年前第一口油井投产开始，石油化工工业每一次科技进步的动力都来自商业需要，虽然其结果大都对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煤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人原本习惯于使用木头作为能源，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的需要，英国的森林越来越少，这才被迫开始用煤。烧煤会产生有毒的煤烟，伦敦因此获得了“雾都”的名号。但如果不是因为煤，英国大概不会剩下一棵树了，工业化是否还能如期实现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当然，150年前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科学家提恩达尔的发现最终宣判了煤和石油的死刑。
煤和石油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决不能小看商人的力量。戈尔在讲话中强调，虽然国民生产总值（GDP）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但市场仍然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所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把二氧化碳对环境的危害计入成本，让市场准确地反映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则，带头环保的企业就会蒙受经济损失，这就相当于给市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煤和石油的故事还说明，工业化并不都是对环境不利的，但商人们的终极目标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不能指望他们自发地保护环境，尤其对于像二氧化碳这样无臭无味的污染物更是如此。这就必须想出其他办法，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环保政策，从侧面鼓励大企业节能减排。比如，戈尔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能源安全，所以美国政府鼓励能源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入巨资，争取早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中国发改委的解振华副主任在随后进行的一场公开辩论会上，也向代表们介绍了中国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所做的努力，因为这是提高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一，也是解决中国国内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欧盟轮值主席巴罗索则在发言中特意强调，欧盟计划到2020年时把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提高到20%，仅此一项就将为欧盟各国提供至少1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稳定能源价格、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加工作机会……这些都是市场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本届商业峰会传达出的最强有力的信息就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企业高管们都希望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商业结合起来，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拯救地球。
商人需要什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委会秘书长德波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们描述了自己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参加这次峰会的大都是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获利的企业，并不具有代表性。”
无独有偶，本刊记者曾经参加过两届联合国气候大会，2007年巴厘岛COP 13会议的赞助商多半来自石油和煤炭这类高污染行业，以及水电、核电这些“有问题”的企业，它们试图游说谈判代表不要过于激进。但是一年后在波兰召开的COP 14上，来自新能源领域的赞助商明显增多，欧洲风能协会甚至租用了一幢大楼，向代表们宣传风能的好处。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潜心发展，新兴可再生能源企业已经有了足够的资金和规模，联合起来向传统企业叫板了。它们当然希望《哥本哈根议定书》越激进越好，因为目前他们还不能脱离政府补贴的帮助，独自向传统企业发起挑战。
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部长康妮·海德嘉德（Connie Hedegaard）女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向记者介绍了丹麦的经验。丹麦曾是全世界能源资源最贫乏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曾经让丹麦人大吃苦头。危机过后，丹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接受了21%的减排目标。如此高的目标让丹麦企业无路可退，必须勒紧裤带发展风电等相对昂贵的可再生能源，提高生产效率。这样做的结果是，丹麦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由1980年的3%上升到2008年的18%，工业整体能效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同期丹麦GDP上升80%，但总能耗不升反降。今天，丹麦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去年丹麦的工业出口增长了6%，但与新能源有关的企业出口额增长了13%，实现了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结果。
“中国代表团提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到2035年才能封顶。可是根据科学家的计算，这样就太晚了。”在回答有关中国减排指标的问题时，海德嘉德女士委婉地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当然要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到2050年时，全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90亿，其中80亿人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打击最严重的也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为了拯救自己。”
可就在这次大会上，解振华副主任同样对发达国家表达了不满。他希望《哥本哈根议定书》能把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目标定为“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40%，最好是40%，并拿出0.5%～1%的GDP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
中国政府的目标与欧盟去年提出的20%～30%的目标相差不大，但与美国提出的方案则有明显差距。就在今年5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新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案（Waxman-Markey Bill），提出到2020年时把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这份保守的法案一出台即遭到了包括潘基文秘书长在内的许多重量级人士的不满。面对公众质疑，美国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于5月26日在伦敦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说到减排目标，无论是17%，还是20%，25%……（都不重要），我认为人们过于看重这些数字了。”
就在朱棣文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发改委气候变化协调办公室主任高广生在北京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对气候谈判中的减排数字的要求具有灵活性，只要发达国家表达出足够的减排诚意，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就可以通过。当本刊记者就此事征求海德嘉德女士的意见时，这位记者出身的丹麦环境部长表示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她说：“我认为年底的气候谈判大会不但必须通过一个明确的减排数字，而且必须是激进而又持久的。商人们需要政府发出明确的、长期的信号，否则就将不利于企业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
作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的主人，海德嘉德部长的这番话很可能代表了丹麦政府的谈判立场。这样的结果肯定也是商人们最希望看到的。此次商业峰会全体代表一致同意通过了一份《六点宣言》，对《哥本哈根议定书》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必须按照科学家给出的建议，按照科学的要求制定2020年和2050年的减排目标；
必须建立一个统一而又有效的机制，对减排指标进行监督，保证各项指标可衡量、可报告、可印证；
必须制定有效的措施，对低排放技术加大投资力度；
必须鼓励政府和私营企业购买现有的低排放技术；
必须为需要的社区提供足够的资金用于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
必须重视对森林的保护，提高森林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
《六点宣言》提出的要求甚至比绝大多数政府的主张都要激进，由此可见，至少来参加此次大会的商人们都同意，他们的未来已经和气候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