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缔造者 王牌景点的缔造者



 文/侯延亮

        进入知天命年龄,不知何故,常常爱怀旧。或回想某事,或怀念某人。丝丝缕缕,林林总总,风风火火,脑子总也静不下来。

         近日,闲来无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蓝皮仿古装帧的《炼石集》来翻阅。书的作者是原灵石县县长,现任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这是他2000年调离灵石县时,赠与我的惟一纪念物品。书中选编了他主政灵石期间所撰写的部分楹联、碑记和散文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我曾于当初就拜读过了。然而,当再度重温这些作品时,不禁又激发了我内心的一种冲动。尤其读到作者在自序中的一段文字后,感慨良多,感动之至。作者这样写道:“与灵石人民共同的生活、学习、战斗,使我深深地爱上了灵石。灵石是我的第二故乡。今后无论走到哪里,灵石永远是我梦魂牵绕的地方。我永远爱灵石,爱灵石人民。我永远是灵石人民的儿子。”如是饱含深情的心语表述,让我想到了灵石人曾给他总结过的一句话:“他比灵石人更爱灵石。”

      

   “后来居上”的胆识

 新中国的缔造者 王牌景点的缔造者
         耿彦波县长,山西和顺县人。1993年来灵石担任县委副书记。1995年5月,时年37岁的他,就任灵石县县长。其博学多才,大智大勇,是一位务实型的领导干部。在灵石工作的八年时间里,他的所作所为,给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留下了许多难忘而美好的回忆。或许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缕缕情思,把我带回到了跟随耿彦波县长开发王家大院的那段经历当中。

         那是上世纪的1996年夏天,灵石王家大院在耿彦波县长主持下修复,开工后不久,我被临时抽调到修复指挥部,参与布展陈列的筹备策划工作。我当时是县文化馆的馆长兼县文管所所长,耿彦波县长对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仅仅是认识而已。后来到第二年的5月,指挥部让我全面负责布展工作之后,方与耿彦波县长有了较多的接触,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彼此间才渐渐缩短了距离。

         时至1997年8月18日,灵石县第一届文化旅游节,王家大院高家崖建筑群修复剪彩开放后的第三天,承蒙组织和耿彦波县长的抬爱与信任,我到这个新成立的“中国民居艺术馆”(王家大院)担任了馆长之职,具体主持高家崖建筑群的经营管理,同时兼顾着配合指挥部后期开发红门堡建筑群的工作。此间,我明显地感觉到,耿彦波县长的工作又多了起来,他既要主持红门堡的修复工程,又要为刚刚开放的高家崖忙碌奔波,加之还有他县长份内应尽的其他职责。可谓千头万绪,应接不暇。直至1998年8月18日,灵石第二届文化旅游节,红门堡修复剪彩开放后,耿彦波县长似乎稍稍松了口气,但整个大院的内外美化包装、研究发掘、市场营销、管理升级、设施配套等诸多事宜,依然牵动着他的心,依然不能让他坐视不管,依然需要他的统筹协调。因此,在他调离灵石之前,单就其对王家大院的牵挂,也没有放松过一天。然而,回想跟随耿彦波县长开发王家大院的一桩桩往事,一幕幕情景,最令我感慨和钦佩的,是其为人做事的大家风范。

          他是一位思维超前的决策者。就开发王家大院这个举动而言,据我了解,起初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和价值,也没有多少人公然站出来支持,甚至嗤之以鼻者大有人在。但在耿彦波县长看来,灵石固然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可资源亦有采掘完的时候,加之境内土地贫乏,农林牧副业又不占优势,如若不及时调整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其出路可想而知。

         基于斯,他的思维转向了地上文化资源的开发。于是,他瞄上了县城东部静升文化古镇内的一片片、一座座,由静升王氏家族留于当今的大型民居群落。尽管当时晋中一带已有乔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几个同族“兄弟”相互争食市场的现实问题存在,但在耿彦波县长的思维里,只有坚信不移的四个字:要“后来居上”。或许正是由于这四个字使然,一个惊人的举措,在耿彦波县长的力主下拍板了。虽然当时县财力拮据,虽然当时不少人反对,但他成竹在胸,毫不犹豫,而且雷厉风行,依照他一贯做事的风格,既为之,则大为,且敢作敢为的个性特点,很快请来了研究人员,很快成立了修复指挥部,很快做出了修复方案。于是乎一个开灵石县旅游业先河的王家大院修复工程,于1996年4月20日紧锣密鼓地启动了。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经过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紧张施工,王家大院占地45000平方米的高家崖、红门堡及王氏宗祠三组大型民居建筑群,相继于1997年8月18日和1998年8月18日全面修复对外开放后,仿佛一夜之间,打破了灵石县多少年来的沉寂。不同肤色、不同面孔的游人纷至沓来,接踵而至。由此,一向不为人知的小小灵石县,豁然间有了生气,有了名气,令世人刮目相看。又由此,灵石县城和静升古镇一带的宾馆、饭店、商店等第三产业,在短短几年内,有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更令灵石人引以自豪的是,王家大院以其高超的建筑艺术,迎来了朱镕基、尉健行、王兆国、任建新等当时和现在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罗哲文、郑孝燮、阮仪三、余秋雨、冯骥才、王鲁湘等国际国内的许多知名专家和学者。虽然,耿彦波县长在决策修复王家大院这件事上,据说还曾蒙受过一些冷嘲热讽和种种屈辱,但事实已做了最好的解答。

         现如今,每当人们看到王家大院连年游人如织,尤其是每年的旅游“黄金周”日接待游客量攀升至数万人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耿彦波县长来,而且在相互谈吐间,无不洋溢着对他的由衷敬佩。

      

  别把遗产变成遗憾

         他还是一位不留遗憾的创业者。在修复开发王家大院的全过程中,不论做什么事,指挥部的很多人深有体会,都认为耿彦波县长“难交待”。这不单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还在于他做人做事的原则性很强。在他看来,做人要有所为,做事要有所求;凡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他经常告诫人们:“要留遗产,不留遗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尤其在王家大院的修复开发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发挥。与其说他是主持修复王家大院的最高领导,不如说他是一位汉文化的古建筑专家。他尊重历史,崇尚民族文化,更注重传统与继承的关系。因此,在对待大院各个环节的复原工程上,他都有严格的要求。不但要保持历史的原真性和文化特质,还要在用材、配料及做工等诸方面加以考究。只有达到“整旧如旧”的效果,方能过关。

         记得有一次,红门堡的修复工程进入高峰时,由于他外出学习,有几日未到工地,回来后发现,有两处面上的工程,没有按古制和事先要求的规格去做。为此他二话没说,把工程负责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并责令全部拆除返工。类似经他审查返工的事例,在修复期间大大小小、方方面面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因此,当王家大院全面修复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之所以得到各个层面专家学者的好评与称道,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民间故宫”、“山西的紫禁城”和“华夏民居第一宅”,之所以赢得“王家归来不看院”的口碑,耿彦波县长确是第一功臣,而且功不可没。他如其所愿,没有留下遗憾,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使王家大院重新获得了新生,重新容光焕发,而成为造福灵石人民的一份古文化遗产。而今,这一极具文化品位的王家大院,已于2006年12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他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凡在耿彦波县长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有事外出之外,节假日也很少回家,几乎天天都被没完没了的工作纠缠着,而且不分昼夜。甚至还有晚上十一、二点钟打电话叫基层同志研究工作或布置任务的事情。

         记得在修复王家大院期间,他所投入的精力,更是不计其数。按说作为一县之长,对于有些工作,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无需常常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但他却从不以为然,每日即使再忙,他都要抽出时间,到修复工地督促和检查工程,有时甚至一天要跑三四趟。

         此外,他还要根据工程进度,不断外出筹措资金等等。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是一个不知疲累的“工作狂”。然而,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那种对事业精益求精和超常执着的精神。在王家大院高家崖和红门堡先后开放运行的头几年里,为了让王家大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常常亲自到大院查看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为了让王家大院讲解服务有一个好的口碑,他甚至在每次选拔导游员时,都要亲自到现场把关;为了把王家大院早日推广出去,他忙里偷闲,还不断撰写一些有关王家大院的文章在媒体上发表。每次当他外出时,都要带一大包宣传资料,亲自去发放。他对王家大院所付出的爱,绝对至诚莫及。王家大院之所以能在众多的晋商大院中后来居上,成为闻名遐迩的王牌景点,究其源本,得益于耿彦波县长当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理念与追求;得益于耿彦波县长当初高起点、高品位的打造;得益于耿彦波县长当初全方位、全身心的呵护……

         耿彦波县长虽已调离灵石近十个年头了,但他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为人做事的精神与风范,给灵石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在这片土地上为官一任所做出的丰功业绩,历史不会忘记,灵石人更不会忘记。正像本地人随时随地谈论起王家大院的时候,往往会把“耿彦波”和“王家大院”两个字面意义完全不相关的名词联系起来一样,提及前者,便很快会说到后者,反之亦然。

         但愿耿彦波县长在工作之余,常能回灵石走走,回王家大院看看,纯朴善良的灵石人,时刻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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