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另一个自己 另一个江青传奇



     红色少年,叛逃者,年轻影后,华人现代舞先驱……

  一听到她自我介绍“江青”两个字,周围的人都要侧目,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对这名字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敏感。今年67岁的台湾舞蹈家江青已经习惯人们惊讶的表情,一一耐心解释:重名而已。

  江青的传奇不仅在于她和毛主席夫人江青的重名。这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孩子,少年时是根正苗红的“红色少年”,不得已从内地“叛逃”到香港,年纪轻轻即是轰动一时的“金马奖影后”,声名鼎盛时她退隐到美国编排现代舞,转型成了华人现代舞的先驱。

  江青的人生奇异地承载了政治史、电影史和艺术史,像是60多年来华人生活的一个小小标本。这个在港台和海外都知名的“另一个江青”,因为最近出版了简体字版的自传《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才真正被大陆读者所认识。

  《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是江青的自传,但是信息量之大,远远不止“自传”那么简单。“文革”前的中国、“资本家家庭”的命运、台湾影坛的八卦和中国现代舞的发端,都在其中有所展现。当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是:为什么非要叫“江青”?

  她原本不会和毛夫人重名,父母给的名字是“江独青”。后来母亲做主给她改名“江青”,是因为要“追求进步、拔掉毒草”。

  江青小学时,学校里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提倡的是“好人好事”,自由、个人、独立,都是万万要不得的“毒草”。这样的气氛下,江独青的名字就显得“太落后”了。江青的母亲做主,把“独”自拿掉,将女儿改名为“江青”。

  用“江青”的名字,她在上海上小学,又到北京学舞蹈,当时没多少人知道毛主席夫人也叫这个名字。1962年江青移居香港,1963年她要去台湾,持香港身份证申请台湾签证,这时她才知道,毛主席夫人也叫江青,而自己在北京做学生时只知道她本姓李,当年从影的艺名是“蓝苹”。

  两个江青在同一时间赢得了众多的关注。1966年,电影演员江青主演了当时最大制作的国语电影《西施》,年仅20岁就达到事业巅峰,并和当时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结婚。1967年,江青主演琼瑶小说同名电影《几度夕阳红》,并因此赢得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天天要上报纸影视版。也就是这两年间,毛夫人江青一步步接近权力,正在大陆大搞政治运动。

  两个江青各自在政治和电影版上占着头条。但是当时台湾尚未解严,提“江青”就如洪水猛兽,让电影明星江青变得非常尴尬。报纸只能用特号字把“江青”两字在影剧版刊出,以示区分。媒体提到“江青”两个字只能也会说“这岸江青”、“对岸江青”,或者用称谓区分,毛夫人江青是“江青同志”,电影明星江青是“江青小姐”。

  上世纪70年代初,江青结束了自己的电影事业,投入现代舞学习。1973年在纽约成立了“江青舞蹈团”。尽管远走海外,“重名”带来的烦恼还在继续。

  “文革”结束之后,江青立刻申请回大陆探亲,多次申请均被驳回。她一打听才知道,还是和江青重名引来的麻烦。这时江青和瑞典学者比雷尔·彭贝克在交往,比雷尔受邀去中国讲学,江青立刻和他领了结婚证书,在名字后加上夫姓,以“青·彭贝克”(Mrs. CHING BLOMBA?CK)的身份,方得以顺利入境大陆。

  回到大陆,江青才知道自己在“文革”期间早已是大罪人。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同志、爱人江青同名”,这是天大的罪名。她的三姨因为“帮外甥女改名”受尽侮辱,曾经被人用满是秽物的痰盂扣在头上。

  “江青”这个名字的忌讳不仅仅在大陆。1978年,江青舞蹈团到香港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主办单位坚持要她更改“江青舞蹈团”的名字。江青一看到回信就明白,还是“那个江青”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她认为主办方的要求“幼稚又无理”,几次沟通之后仍无法解决。之后她了解到香港也有自己的“政治嗅觉”,国际艺术活动中不得不对政治敏感,最后解决的方式是在演出场刊上写中文名字“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纽约两字还加大号字排列 ;英文还是“纽约江青舞蹈团”: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 of NEW YORK。

  而“文革”刚结束回到大陆,总有人跟她说:“你不知道江青这个名字有多臭。”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已经可以相对平静地叫出“江青”两字,江青认为这是历史翻过一页的标志。

  江青把这一系列名字引发的悲喜剧都统称为“重名过敏症”,开玩笑说,自己的名字是“政治温度计”。她以为两岸都已时过境迁,这“过敏症”不会再复发,但事与愿违。2008年,江青受邀到北京排演自己的作品《茶》,担任导演、编舞和布景设计,音乐部分由谭盾负责。最终演出的时候没有挂她的名字,只挂了“CHIANG”。几十年过去了,演出中因为“署名”闹出的误会数不胜数,江青仍然觉得2008年这次有点意外,甚至有点生气。

  “我没有想到,在2008年还是会这样。”江青说完,摇了摇头。

  少女明星噩梦

  江青和电影、娱乐,有扯不断的关系,但她对“少年成名”厌恶透顶。从小受“奉献社会”的教育,家境又富裕,江青不向往“名利”,甚至连拿了“十大影星”,她都觉得这跟“劳动模范”差不多:“我进入这个行业从来没跟人争过,其实我也真的不是很在乎。”

  1962年留在香港之后,江青不懂英文和粤语,无法读书和工作,唯一擅长的是舞蹈,就到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办的“南国演员训练班”学表演、教舞蹈。北京舞蹈学校苦练六年的履历在香港其实非常突出,李翰祥慕名找江青去给《七仙女》设计舞蹈动作。原定由当红的大明星凌波和乐蒂出演男女主角,但是乐蒂为了谁的名字写在前面的问题罢演,只好换上了新人方盈。方盈学舞蹈动作进度缓慢,李翰祥干脆让江青自己当女主角。17岁的江青就这样进入了电影行业。

  《七仙女》并不算“邵氏出品”,开拍没几天李翰祥就和邵氏有纷争,自立门户开了“香港国联影业公司”。凌波留在邵氏拍邵氏版的《七仙女》,李翰祥带着江青到台湾拍自己的《七仙女》。上映时两个《七仙女》打擂台,也算是上世纪60年代华语娱乐圈最轰动的一桩事件,李翰祥版本胜出,打破当时的国片票房纪录。江青也因此“一炮而红”—尽管她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词。

  成为大明星后,少女江青更觉得寂寞,无法自由行动,处处有人对自己“卑躬屈膝”:“我不满意,好像是生活在观众的眼皮子下。”正是这样的心态中,她闪电嫁给当时还未成名的音乐人刘家昌,只因对方能给自己普通人的感觉。她的朋友们开玩笑:“台湾大学后面的面摊上有人请江青在那里吃了碗牛肉面,江青就被‘打倒’了(指结婚了)。”

  刘家昌后来成了一手栽培出甄妮、凤飞飞、张艾嘉的“情歌教父”,但和江青结婚时还是一文不名的学生歌手。婚后江青为了支持刘家昌的电影理想创办“昌青影业公司”,由于公司的电影运作不良债台高筑,江青只能再接拍其他电影用片酬抵债。别人都以为她拍电影赚大钱,只有她自己知道,钱财从手里一过,立刻就要给债主。

  疲于奔命挽救不了婚姻。江青深受打击,一度在麻将桌麻痹自己:“外界对他私生活的蜚短流长以及自己早已司空见惯了的夜不归户,都丝毫燃不起我的妒火。”大战方城两个月,江青终于决定结束混沌生活,离婚。

  和刘家昌离婚前,江青和自己的电影伯乐李翰祥有过短暂的感情:“我们就觉得很痛苦,我们两个人就下船,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女孩子。后来刘先生他从韩国回来了,我自己跟他讲的这个事情,意思就是,‘你还不跟我签字?’”提出离婚的结果是,刘家昌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耳光。

  要离婚并不容易,僵持了一年多,刘家昌一直对外界宣称“江青和李翰祥婚外恋”。台湾媒体为江青离婚的新闻出了号外。在离婚之后,刘家昌不让江青见孩子,从中帮忙斡旋的是琼瑶。

  “一次又一次,琼瑶在台北为我仗义奔走—去孩子住处转送去我买的玩具,与对方协商探望的可能,索取孩子的近照……结果,她三番两次地吃闭门羹,明办不通,只好暗访、设法拍照。”

  刘家昌后来再婚娶了甄珍,甄珍的前夫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这一桩陈年八卦至今还常常被娱乐论坛里拿出来分析,刘家昌还上《康熙来了》歌颂自己和甄珍的曲折爱情,跟媒体说江青是“抛夫弃子”。

  江青知道人们对八卦的热情,但是人们最愿意知道的最戳她伤口:“现在到台湾还有人问我这些事情,每次去都问,这里头我也不愿意再去讲,对我的小孩伤害太大了。”

  在写自传的时候,江青一遍遍地试图书写失败婚姻的往事,最终作罢,只留下了这样一段剖白:“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只有纸篓里扔满了的揉皱的稿纸,满了就倒,倒了又满,而每张纸上只有寥寥的数字。每当我准备下笔时,似乎在揭近几年不再去想也信以为已经消除了的伤疤。没料到揭疤的滋味是难受的,不但痛,还要眼见疤下红通通、血淋淋的一块自己的皮肉。既然如此,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红色少年“叛国投敌”

  大陆观众无法想象,电影明星江青曾经在港台有多红。她主演的《西施》、《几度夕阳红》,都是国片史上排得上号的大作。她息影了,夏志清知道她在美国,还是到处托人想认识她,狂热得让江青都吓一跳。不过,连港台观众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可人儿、大明星,是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江青至今对革命歌曲和口号信手拈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1958年的“大跃进”总路线她可以顺手写下,标点符号都不会错。

  江青出生时,仍然住在上海的大宅子里,她是“资本家”的后代,但是外公、母亲都称得上“进步人士”。外公亲自下乡参加“土改”,主动把老家乡下的田地全捐给国家。全家人都憧憬着新中国的来临,唯独父亲仍留在香港。母亲数度去信让父亲回来“报效国家”,甚至发去了孩子们的合照,旁边写着:“爸爸,我们正在凝视您!”

  江青在这样热心报国的家庭中长大,才有了把名字里的“独”拿掉,坚决斩断“个人主义”毒草的事。1954年,江青的外公忽然被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教育她,家里属于“被牺牲的阶级”:“只要中国大多数的人好起来,不能因为我们是属于被牺牲的而有仇恨去反革命。”年幼的江青曾笃信这一点。

  1956年,江青的母亲在“整风运动”中遭遇“隔离审查”,几乎自杀,之后才决定去香港生活。这一年,江青小学毕业后意外考入北京舞蹈学校,想去北京开始“没有人知道自己外公是反革命”的新生活。母亲看到江青在北京舞蹈学校练功学习倒也井井有条,并未强制要求女儿同去香港。在“文革”开始之前,政治运动虽有,但气氛尚未恐怖,江青在学校继续当红色少年,有假期就去香港探亲,反倒觉得香港是可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谈钱,报纸上尽是凶杀抢劫案,哪如北京处处新气象。而江青在北京还有站在周恩来身边给外宾献花的机会,更令她对“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962年,江青即将毕业。这时她依然“积极向上”,清楚知道自己毕业之后如果还往来香港就有受处分的危险,打定注意工作后再也不主动提出探亲,一颗红心踏踏实实要在社会主义中国为人民跳舞。这一年,江青利用舞蹈学校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寒假去香港探亲。父亲却给出“最后通牒”,希望她留在香港,否则连弟弟们出国深造都会受她还留在北京的牵连,因为当时的西方国家都是“谈共色变”。江青当然不同意。几番争吵之后,父母扣下了江青的证件,江青偷偷写信回学校,说自己要补领新的旅行证件才能回去,“不是逃学”。

  回到北京的机会其实是有的。母亲担心女儿因抗议坏了身体,私下把旅行证件归还给她,并承诺给她买票。几乎同时,一位陌生人找到江青,给了她一封“神秘信件”,让她在某某时间到某地点去,有人会安排协助回校,并嘱咐“除随身所需衣物之外不要带行李”。

  江青反而害怕起来。学校日日思想检查,她怕无法解释没有按期回京,也怕自己真的耽误弟弟们前途。犹豫之间,就这样留在了香港。江青后来才知道,这在大陆就被定性为“叛逃”,她在大陆的师长、朋友、亲人们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我真庆幸那时我不在(大陆),否则,我的命早就被‘那个江青’索去了。”江青说。

  另一个高度的人生

  离婚之后的江青远走美国重新学习舞蹈,开始现代舞创作,年纪不过24岁—出名、当影后、结婚、生子、离婚,实在是出名要趁早的典型。探究她八卦的媒体当然无法想象,全身心投入艺术之后,江青进入了完全另一个高度的世界。

  上世纪70年代,短短时间内,江青已经在现代舞领域取得成功,还给多明戈版歌剧《图兰朵》担任编舞。许多现在声名显赫的艺术家,都要叫她“前辈”。1972年,“云门之父”林怀民还在爱荷华大学学写作,主动给江青打电话,说想跟她学中国舞;1982年,江青给舞蹈学校编舞,听说有个“怪怪的,不是很有名”的学生,她大胆找来合作,那个人是谭盾;著名的广州现代舞试验班,其实是在创办人杨美琦和同学江青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慕她影星之名而去结交的夏志清也惊讶于她在现代舞领域的成就,甚至开玩笑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红的?你是不是跟乔治?巴兰钦(苏联舞蹈大师)睡觉了?”江青说到这里笑得趴在桌子上:“我不能跟他(夏志清)计较,他就是个拉黄包车的。”

  因为早年从事电影,之后又步入艺术领域,江青交友之广阔也令人咋舌,几乎囊括了华人文化圈的方方面面:在港台认识老影星和作家;在台湾的麻将搭子是胡蝶、周曼华以及傅斯年夫人;在美国熟识歌剧和现代舞圈子,帮助初到美国的年轻华人艺术家;嫁到瑞典之后自然跟瑞典汉学界也熟悉,提到马悦然和万之,她说:“哎哟,我们熟得不得了。”她的交际圈是个小小宝藏,出版界争相约稿,希望多得到一些文化名流们交往的细节。

  江青上一次为国内读者所熟知,是因为纪录电影《大同:康有为在瑞典》。这部电影讲述康有为和女儿康同璧在瑞典的生活和哲学上的探索,江青也是旅居瑞典的华人,和康有为一样住在一个小岛上,女性的身份更让她能和康同璧有共鸣。独特的身份让江青作为电影中的讲述人,有种特别的况味,引入了现代与过去的对话。

 遇见另一个自己 另一个江青传奇
  刚听说江青去美国的时候,台湾的影迷和媒体都以为她很快会回来:“大家以为我只是做一个姿态离开了,过一个时期再回来,他们不相信一个女孩会放弃当明星那些东西。我真的会,我一点也不后悔。”江青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种胜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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