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 天下边疆 提升云南边疆治理中政治吸纳能力的路径选择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来界定边疆的方式。在边疆治理中,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

  云南作为边疆地区是面向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地缘政治优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日趋重要,其政治吸纳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加之东南亚局势日趋错综复杂,云南边疆的区位和影响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更为关键。其次,云南边疆地区是我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跨境民族最多、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的地区,少数民族较大规模地迁居其他国家,产生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加强国家的政治吸纳迫在眉睫。再次,自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边疆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吸纳机制,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传统少数民族精英吸纳、基层党政组织吸纳等政治吸纳机制的效用逐渐消解,迫切需要建立、强化和创新政治吸纳机制,以巩固、拓展和获取全面的新的政治合法性。最后,传统的边疆治理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现实的局限性,客观上需要通过创新边疆治理模式强化政治吸纳,拓展政治合法性。边疆治理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增强国家的政治吸纳力,实现边疆善治,维护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一、政治吸纳的基本内涵

  “政治吸纳”概念主要借鉴于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纳”概念,它用来解释香港的治理,“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她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断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与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的迅速推进,使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对参政议政提出了新的强烈要求。

  二、提升云南边疆治理中政治吸纳能力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随着民主理念,法制观念通过大众传媒、教育机构、政权体系向少数民族地区逐渐传播,已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群众开始关注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通过参与政治实现自身的利益。不论是一般的民众还是少数民族大众参政意识的增强对我国政权的利益整合机制的运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要使政治稳定,不让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政治动荡,就必须加强政治吸纳。云南边疆治理中加强政治吸纳的选择可以有以下路径:

  (一)发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吸纳和整合功能

 云南大学 天下边疆 提升云南边疆治理中政治吸纳能力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制度优势,就是它有强大的政治吸纳和整合功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政治体制改革必将深入进行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吸纳和整合功能成为更为现实和迫切的任务,其建设路径如下:

  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注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内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增进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共识。

  第二,加大社会利益整合力度,整合过度分化的社会利益,融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中国特色政党制基于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是各政党之间政治关系运行的机制,也是分配和调节我国政治利益的重要杠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整合社会利益、融合新社会群体、促进各阶层之间关系稳定方面的重要着力点,是在继续发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优势的同时,加大其整合具体利益的力度。

  第三,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各民主党派的进步性,能够有效增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吸纳和整合功能。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维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健康运行并发挥其吸纳整合功能的关键;保持各民主党派的进步性,可有效扩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政治吸纳整合功能的合力。

  第四,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增强政党制度的包容性。优化党际关系,增强政党制度的包容性,需要从政党和政党之间,以及各政党内部两个维度上努力。在政党之间,主要应以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政治基础,以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为制度保障,增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实质性空间和深度,优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党际关系,扩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在各政党内部,则应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与文明协调的党际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扩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基础。

  (二)引导和调适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心理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心理是其内外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其调适和引导,应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四个向度出发,同时注重内外两方面的协调。

  物质文明方面,应继续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体来说,必须落实党和政府的各项民族优惠政策,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同时,要特别注重西部地区的利益分配格局,协调好各民族间的利益关系。在大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统筹西部民族地区的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民族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只有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各族群众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才能更加坚定各族群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精神文明方面,西部少数民族是我国文化多样性资源的宝库。多语言、多宗教、多种生产方式蕴含了很多传统知识和智慧。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充分保护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将其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宣传,使之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发展。另外,应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提高西部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将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理念与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相融合。

  政治文明方面,应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增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构建适合西部地区特色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体系,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参与度程度加以重视和引导,培养少数民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增强其政治参与能力。

  社会文明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稳定。社会救助与保障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特定社会政治体系获得人们认同的必要条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从加大西部民族地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投入、建立西部民族地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财政专项基金、关注西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着手。同时,需要借鉴一些专业的民族社会工作方法,吸纳一些对民族地区社区发展有经验的民间团体,与以政府为主导的民族工作结合起来,对西部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心理机制加以协调、引导。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解决一系列具体的民族地区社会问题,进而激发少数民族群众的自信心与自我发展潜能,增强积极政治心理的稳定与成熟。

  总之,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灵魂,政治文明是指针,社会文明是保障。通过四个文明建设的共同作用,将外部培植、引导与内在发育完善结合起来,云南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心理就会朝更加积极稳定的方向发展。

  (三)营造云南少数民族参与政治文化的氛围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相对滞后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该地区政治文化的性质、特征所决定的。而这种严重滞后的政治参与势必会制约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适度扩大云南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范围、提高该地区政治参与水平的关键是在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氛围。云南少数民族现有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的现状提供了较为宽泛、深厚的心理背景,并且使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只能在它所提供的现实舞台上进行。所以,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营造出一种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决非朝夕之功,而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变革的困难并不能说明变革根本无法产生,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产生的是公民低度、低质的政治参与,然而,民主政治在该地的发展又要求高频、高质的政治参与,要想根本改善云南少数民族目前滞后的政治参与局面,只有积极推动政治文化在该地的转型,促使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萌芽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早日实现。这里简单提出几种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营造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基本途径。

  首先,提高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识意识和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主意识。云南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对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参与和对国家政泊体系参与的双重特性。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政治体系的认同意识和参与频度要远远高于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参与,切不可单纯为了营造现代政治文化氛围而在实际行动中伤害了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情感。切实的途径应该是对少数民族实施积极引导、加强教育,使国家理念逐步深人各少数民族心中,大力强化云南少数民族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政府应将少数民族公民的选举被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切实落到实处,从而使少数民族公民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提高民主参与意识。

  其次,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的公民素质。教育问题是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家始终关注的问题,从中国儒学家的“ 内圣外王” 崇尚个人的修身养性到古希腊哲人向往的理想国中哲学王的贤德睿智,都离不了对人们进行的后天“ 向善” 的教化。公民对政治文化的获得,接受与内化更是离不开家庭、学校、政权机关等对其的灌输与传播。处在地域—臣属型政治文化圈层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公民基本上都是顺从者和观念较狭隘。现代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造就的是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参与者对政治体系的有效介入将从实践层面巩固参与型政治文化。因此,要使云南少数民族公民从顺从者,狭隘观念者逐渐向参与者转变,营造现代政治文化氛围必须将教育问题摆在首位。

  最后,完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政治社会化的方式。美国学者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社会化是学习和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和方式, 通过政治社会化,个人成为政治系统的政治人和政治动物。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各种携带政治信息、传播政治文化的媒体来进行的。国内有学者将云南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归结为: 学校、家庭、同辈团体、宗教、大众传媒、职业群体、政权系统、各种工作队和政治运动。由于云南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人民受教育程度低,再加上自然环境较差,有些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仅能起到很小的传播作用,甚至完全起不到作用。政府机构应切实加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制订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到经济落后地区从事教育事业;同时,大众传媒的不发达甚至缺失势必会将云南少数民族与现代社会隔绝开来、降低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因此,各级政府应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民族地区发展大众传播事业,力争做到村村有广播,并积极筹措资金兴办、完善县乡电台。有条件的民族地区还应充分发展利用“ 电视” 这一第一传媒,使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尽快赶上时代发展的节拍。

  总之,政治吸纳问题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和探索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并富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其对于生成新的政治理论范式有一定的价值,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当前边疆问题的新的思维模式;有助于人们在探索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逻辑,更好地掌握政治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达到整个国家的统一安定。云南边疆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同时通过有效的路径加强云南在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吸纳,对于促进各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间的不平等,增加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促进云南的稳定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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