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起源
大清国的“资本”和资本主义，并非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政府公权力主导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催生的。
但是，中国的本土资本很弱很小，因此只能扶持，而政府能动用的最大资源，就是“权力”。公权力的投入，是中国资本主义能够起步的关键因素。
清政权对资本、尤其民营资本的重视，到甲午战争之后达到了高潮。甲午战争失败，朝野上下找原因，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民营资本不如人家。到1898年，对民营资本就开始给予更大的扶持力度。1898年11月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以法规的方式，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支持民营经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警惕公权力的不当干涉。
在中国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政府对企业的扶持，主要就体现在给民营企业家们“奖励”官职级别。政府设立了很多奖励投资的措施，精英阶层也欣赏这种东西。中国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对商人重视过。1907年甚至还出台了《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对出资极多、用工较众的实业家“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个人出资2000万元以上，可获特赏一等子爵。
当时的报纸感叹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
这些都表明了，清政府从救亡的需求出发，的确在全力扶持民营资本。而对于民营资本来说，公权力的介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需的。
权力资本化
中国传统上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即便到了晚清，民间也并没有真正的资本家，缺乏真正的民营资本。这与中国的文化很有关系，中国文化中缺乏一个机制推动商业合作、资本协同。少数的合作，都只局限在家族内部、乡党内部等“熟人社会”。张之洞评价说，“中国商人趋利，近则明、远则暗，见小欲速，势散力微”，这句话至今仍然适用。
“见小欲速”，我们基本只做“短平快”的投资，今天投资最好明天就能够有回报。“势散力微”，就是心不齐，只要两个人一起做，往往就做不成，一堆人一起做，则肯定互相掐，搞得一地鸡毛。在这个时候，公权力的介入，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第三方担保”。
在中国的传统当中，缺乏公共信用平台。没有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能建立投资者之间的互信，仅有的约束都根基于家庭、家族等“熟人社会”网络，但也相当乏力，“杀熟”事件时有发生。
相对来说，公权力以及执掌公权力的干部们，是几乎唯一的公共平台，多少能提供最为急需的信用管理和信用交易。晚清企业起步的时候，官方介入，其实也符合老板们的心愿，否则他们会感觉这个企业没有主心骨，很不靠谱。有政府搭台、干部参与，出了问题，至少还能找“市长”去主持公道，至少还会把那个跑路的抓回来还债。这就有了最基础的监督机制，虽然未必可靠，但总归比没有要强。不求全责备，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应有态度。
在提供信用平台、监督机制的同时，公权力还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这个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论何种性质的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其所从事的产业，都是新的，纺织厂、航运等等，都没有经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并且要面对更为成熟和老到的西方竞争者。这时，公权力就发挥了自己的特色——“给政策”，只要你投资办实业，就给你一定的市场垄断权，这就是所谓的“专利”。晚清几乎每个行业，无论是官办企业还是商办企业，几乎都有这样的“专利”安排，这成为扶持企业起步的关键要素。至少在起步阶段，这并非限制竞争，而是鼓励投资。
在起步阶段，政府以政策来投资。我们如今常说“找市长不如找市场”。但历史上，甚至大多数时候在现实中，还是“找市场不如找市长”，“市长”批一个条子、给个业务，比你找公关调研公司做很多市调管用。这也是权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的特殊性，不能拿完全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去预测。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起步阶段的特殊性，从道义上对此判断毫无意义，它就是一种历史事实，发展因它，滞碍也是因它。
资本权力化
到了第二轮改革开放、即晚清新政（1901～1911）时，政府开始更为自觉地退居二线，“官督”二字基本消失了，成了纯粹的商办，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的退出，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了。而且，“官督”的缺位，并不必然导致“商办”能力和效率的提升。
中国“资本”的无能和疲软依然存在，既缺资本，也缺管理，还同样缺乏信用。如今，又缺乏了来自官方的监督，这造成这些企业的高管们既不受官方的监督，也不受股东的监督，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所谓的“民营”企业，其实是既得利益集团通过私有化改制后将掠夺到的财富进行了漂白。
当时的财政部（户部）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说这个集团 “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他们实际上绑架了整个改革，导致民众与政权的双向隔阂，并最终引爆辛亥革命。
在第二轮改革开放中，“官督”虽然退出，“商办”依然需要公权力的保驾护航，包括最为基本的筹集资本金。政府就给了一批所谓的民营企业一些特殊政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征收“租股”的权力。
“租股”就是以租为股，将资本金按照田租的比例，强行摊派。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民众“被股东”，强行纳入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租股”做得最大的，就是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在各县都设立了“租股局”，抗交者是要被暴力强制执行的，租股局的实际权力比税务局还大。
在那样的制度设计之下，其实是用公权力、甚至是国家机器的暴力，为所谓的“民营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保驾护航。这种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实际上就是扶持既得利益集团，促使社会利益阶层的固化，加速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红利的独占及对改革的绑架。
现在有一些学者，用二元论简单划线，将晚清的铁路国有政策说成是“国进民退”。只要认真考诸当时的史料，哪儿有“国”和“民”的区别。所谓的民营企业，也是手握权力的“二政府”、二大爷，依靠着权力在支撑着民营企业的运行。无权无势的真正民营企业，根本不可能生存，更难以在史册上留下痕迹了。
通过让渡公权力，用强制手段为所谓的“民营企业”筹集资本金，这些民脂民膏却大量用于这套征收体系的低效运转的维持费用，在过程中就被大量消耗，这又增加了集资的时间成本，总是难以达到预算的集资额度。这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并非坏事，集资计划没有完成，这帮人就可以永远享受这个高薪的职位。
“租股”是造成宣统年间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这四个省铁路建设的重点省份，租股成为加剧农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基本建设，要靠授予民营企业特殊权力来推进，政府完全可以自己推，效率还更高些，何必要多一个中间环节呢？而且，将权力这种核心“要素”轻易授受，导致了进一步的失控，这叫“自寻死路”。
“保路运动”的引爆点，就是这种“租股”生态下造成的企业腐败，导致企业既得利益集团极度膨胀，为一己私利而在信息不对称的官、民之间煽动敌对情绪，试图火中取栗，最后失控，引发了政权崩溃和社会动荡。
从这个角度看，清政权将“公器”轻易授人之举，不仅是经济上的败笔，更是政治上的幼稚。在政治体制还无法保障改革红利的公平分配和改革成本的合理分摊前提下，任何依靠大规模群众集资推进的建设，以及任何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都必然导致失控，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积累火药，最终威胁到政权和社会，改革最后演变成了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