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线作家“集体怀旧”，《一号命令》讲述“文革”时国民党老兵故事
“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叶兆言在他近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新书《一号命令》的后记中这样写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而这部在“文革”期间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历史背景下写就的中篇，也似乎呼应了近日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坛现象：一线作家“集体怀旧”。
“我说的是那‘老掉牙’的故事。”叶兆言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也这样调侃，“这个故事虽然是由一号命令引发的，但其实是个小故事。因为我自己看到一号命令给我的家庭带来的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挖防空洞，我们怎么做。那个防空洞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很可笑，主人公赵文麟作为一个军人来看，其实不只是军人，所有人看都很可笑。把一个古墓挖了一个洞就变成了一个防空洞，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作用的一个东西。”
住在距离南京城区40公里的乡下，世家子弟出身的叶兆言把自己关在那儿写旧事儿，而据他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一号命令》之后他最近在写作的长篇，依然是以“文革”为背景，“甚至要比《一号命令》更残酷，更疼痛”。
源自祖父与伯父的通信
1969年的夏天是燥热的。夜晚，赵文麟坐在一张旧藤椅上，似睡非睡。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像乱撞的蚊子搅扰着人们裸露的肉体，像凝固的空气搅不动令人压抑的汗臭。
小说《一号命令》没有惊心动魄的宫廷权斗、也没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武斗铺写，切入的时间是1969年，是一个沉默的国民党投诚官员在这波澜不惊的一年“疏散”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无声的远镜头里开始，全书带着巨大的孤独和苍凉。
10月中旬的一条命令似乎带来了瞬间的搅动：林彪向军队颁发“一号命令”，要求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包括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退伍军人、家属都被要求紧急疏散到农村，但很快一切又化为乌有：对于退伍军人赵文麟来说，他不知道去哪里。他曾是国军将领，九死一生，如今只剩一条黄军裤可以证明他的身份。老婆紫曼带着对他国民党身份的怨恨上吊自杀，三个孩子去往不同的地方上山下乡。他没有归属，无人过问。
彼时中国，风雨飘摇。“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一度陷入紧张。“在当时‘文革’的背景下，战争很可能发生。”叶兆言说。
基于这样的背景，小说描写了“一号命令”下众生百态，更掺杂着退伍军人赵文麟对年轻时报效祖国的回忆。
老革命陆以何、被优待的知识分子何道州，还有一群对战争知之甚少的热血青年。
这些人物的创作和叶兆言的现实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当年，他无意中翻到祖父叶圣陶和伯父“文革”时候的通信录。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他们在信中谈论疏散该怎么办。最后祖父决定到伯父在河南潢州的干校去。“那个地方，火车大概得转几次车，下火车还得转到县城，到了县城还得转，也就是说一个正常人都得两天才能到，对一个快80岁的老人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叶兆言感触很深，“大家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过集体生活，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自来水。”
正如何建州的态度“倒是乐观，就当是一次思想锻炼”，现实中的两位老人也是如此，这乐观来自对战争的信心。“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虽然他们有点仓皇，有点狼狈，但他们是乐观的。他们觉得要是打起来的话，中国人一定会胜。这种想法和抗战爆发前，很多文化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有浪漫的味道。”
这些通信便是这部小说的“药引子”。 基于这样的历史感受，叶兆言决定写一个由“一号命令”引出的故事。他的想法是，小说是完全虚构的，是大于历史的，但要写得逼真。
小说里的“历史意识”
叶兆言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历史意识”。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历史”是一个实体概念，它不仅有着清晰的时间界限、确实的事实，而且还具有相当确定的价值意义。这些事实所体现出的价值，被认为具有无法怀疑的正确性，并且被认为是当下现实的价值源头。人们确信，这一实体的历史真实地存在着，而且对现实确实产生着相当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作家都对这种历史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叶兆言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早期的《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边营》等这四篇小说，连同《枣树的故事》、《没有玻璃的花房》，叶兆言用不同于历史课本的方式讲述着历史。历史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是碎片，是图腾，也是游戏。而在《一号命令》里，历史则以回忆的方式出现。
周新民在其文《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里曾这样评价叶兆言作品对历史的反思：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他对“历史”这一重要的话语所做的独到的思考。在这些作品中都透出对“历史”这一话语的深刻的反省。
被尊称为神圣的历史被叶兆言所解构，历史的威权被肢解为虚妄的存在。被历史所遮蔽、隐藏的叙述特性、空虚的意义、虚无的目的被叶兆言的小说呈现得异常清晰。
《一号命令》中有多处“历史意识”的体现：当女儿告诉父亲她要去缅甸支援世界革命，赵文麟如鲠在喉。“他根本不可能说服她，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历史的真相并不存在。”叶兆言向记者解释，“这里我讲的‘历史的真相’并不是简单的缅甸那个地方从前死了多少人，有多危险。而是他知道一旦战争打起来，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个父亲没有办法给女儿一个更准确的答复说去哪里安全，他感觉到这种大祸临头的无所适从。现实不是那么简单的黑白，历史也不是。小说的真实有时是不重要的，但小说的真实必须比‘历史’还要真实。”
“我不是在重现历史，我的文学观不是这么简单。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文史是不分家的。我既写文，也写史，不愿意过多地强调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不愿意过多地说它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叶兆言说。
“不过小说也很简单。那些理论的东西我也没想那么多。小说总是痛痛快快地写，有时候为什么想写这个东西，其实你是说不清楚的，唯一能解释清楚的是你非常非常想写这个东西。到一定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写下去了，你就觉得活生生的一个人出现在面前，原本你想控制着他，到最后你根本就控制不住他，最后这个人自己就吧唧吧唧往前走了。”
矛盾的是，《一号命令》写得并不“痛快”。2011年夏末，叶兆言开始写这部小说。越往下写，越是有无法言说的疼痛感。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熬出来的，常常一边写一边流泪。他说自己现在偶尔和别人说起书中的情节时，还是会忍不住红了眼。
人生中无法言说的事，是生命疼痛的质感。“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当写到那个老人叫那个小孩过来一起照相，胸口就很痛。还有这些女孩儿做红缨枪，她们根本不知道红缨枪是什么东西，父亲就告诉她们，红缨是为了让血淌下来的时候，看不到颜色，而且让这个血不会淌到那个杆子上。出于女性本能，两个女孩听到这话很震惊，很怕。
虽然她们在那个时代非常男孩儿化，无所谓生死，但她们还是很天真的孩子嘛，还是女孩儿，什么都不懂的，写到这我就觉得很痛。我就觉得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说不明白。”
“我的心中没有柏林墙”
《一号命令》的出版历经艰难。“首先是在《收获》发表，并在两家报纸连载。这总体来说都不是问题。之后，有年轻人看到这本书，想要出版，我也同意了。后来他们通知我书已经快出来了，突然遇到了困难。他们说要改名字，我说我不改。最后让我比较感动的是做这本书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喜欢这本书，碰到困难了就想办法，换个出版社，再换个出版社。”
谈到日前出版社突然以“停止对本书的宣传”为由，取消不少媒体的采访，叶兆言表示并不清楚此事。“好多时候你是说不清楚的，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作为写作者，我不会过多地去想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更多的是我想写什么和不想写什么。这点上我是非常坦荡的。我不知道出版的边界线在哪里，在我的心目中没有柏林墙。写作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非常快乐的事情。”
他说自己就是一个书呆子，纯粹的书呆子。“现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白啊黑啊。我虽然写的是一个国民党老兵，但这个人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也是上世纪50年代初就参加共产党了。
所以说他同样热爱共产党。包括我小说中的那个人，他不反党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换句话说，说真心话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在里面，只有现实在里面。”
叶兆言在自己的后记中也写道：“这部小说想说的话并不多，大致的意思可能是，原来人生有很多美好，但是不当回事地就丧失了。譬如和平，譬如爱情，譬如平常的家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