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素有“魔幻”教主美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1年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自曝一生所作只为写一篇新闻报道，“魔幻”仅是手段。奇怪，“新闻”与“魔幻”，怎么看都是互不搭调的两桩事体，能写进同一本书？同年，马尔克斯推出《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这是一本既具备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在马尔克斯眼中，这是新闻报道的灵魂所在），又扑朔迷离得让人顿生魔幻感的小说。 小说叙述人“我”为揭开一桩二十年前的凶案之谜，辗转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收集庭审笔录、卷宗材料，乃至尘封已久的书信，撰成了一篇报告，也就是本书，或者说本书的“形式”。本书的“内容”即这桩案件说来简单：维卡里奥家嫁女，当夜夫家发现新娘不是处女，反悔退婚；娘家受辱，逼问新娘，新娘吐露（实为栽赃）圣地亚哥为始作俑者，维家双胞胎兄弟气恼不过，磨刀霍霍，四处张扬，至凶案发生时，除受害人一家，全镇居民都知道了。
《凶杀案》并非探案小说，因案件事实清楚，加害人与受害人亦一目了然。但本书的形式即叙事在不同人物、不同视角、不同时间间的跳脱和切换，特别是众人之间的亲疏利害关系，决定了故事在不同价值观下呈现出不同版本。比如杀人预告放出时，受害人家的厨娘声称不信其实而没有知会主人，但她分明为圣地亚哥色诱其女而憎恨他；二十来个屠夫闷声不响是因为“总有一个人会通风报信”；镇长下令解除凶手的武装而没有控制人身是因为“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无论出自侥幸抑或麻痹，人们内心似乎都掩藏着难以言说的秘密，这本逐字照录证人证言、旨在破解谜题的报告，自身成了个谜。 同时，马尔克斯通过不同价值观的表达，由点及面地从个体窥探到了整个社会面貌。在全景式展现中你会发现，这桩案件不仅出于单纯复仇，它有极复杂的社会动因：双胞胎兄弟作杀人预告的动机，显然是期望他人阻止他们杀人。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急着报仇，甚至可能打心眼里不想报仇，那么，驱使他们不得不报仇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马尔克斯高明在，他始终没有把这东西直白地晒出来，而是通过亦藏亦露的暗示加以表达。这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极，即不可见与不可言说的事物在日常生活中投下的阴影，其深邃暗暗指向社会心理的复杂幽微。显然，在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之间存在一条隐匿的钢丝，不被说透却你知我知，需兄弟俩小心把持。马尔克斯用“承诺”命名这条钢丝，其吊诡在于兄弟俩从来没“承诺”过什么，亦即这种“承诺”不是自发的，而是作为一种前定的命运，早在兄弟俩出生之前就已签字画押了。它以一种无形的外力施加在他们身上，无言地要求他们作出“应有”反应—为所谓家族荣誉、男子汉气概、女性的清白等讨回“公道”—即使以流血、未经审判、剥夺受害人自辨权利的私刑方式。 马尔克斯对群众心理的谙熟是惊人的，他从人性柔软的表面抽丝剥茧一路探至坚硬的内核，种种真善美如鳞片一样纷纷落地，而整个叙事节奏也在他细拢慢捻的掌控下渐渐积聚起爆发的张力，至小说结尾，恐怖的味道已经不下于大屠杀了：“人们像在游行的日子里那样，来到广场上站好位置……所有人都明白他（圣地亚哥）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当受害人惶惶然不知哪里才是归家的路，还有人热情帮忙指路。 马尔克斯通过《凶杀案》书写了一个个体的悲剧，透出族群的罪孽；他以单个凶杀案入笔，最后归于对人性和社会的考量。本书并未如马尔克斯以往作品那样论及专制权力对民情的荼毒，而是强调了民情对权力与个人的双重影响，就后者而言，民情还可能意味着远大于权力的压迫。同时，民情亦是社会的晴雨表，书中人的狭隘、偏执、冷漠与嗜血，反映了法制与现实、人心与常理的罅隙，其中的真空地带，正孕育了专制和暴政的因子。而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样的罅隙正好方便马尔克斯做一篇充满魔幻色彩的新闻体（现实主义）小说。对他来说，现实本就魔幻，无需添枝加叶而只需如实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