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揭秘顶级商学院：我在北大读国际MBA》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其仁遇到了时任农业部高级官员的杜润生，从此他的人生航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农村研究小组”的“实地研究”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他从此开始了中国农村调研活动，参与中国高层政策讨论和制定。
周其仁身为一个非党人士，当时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在不经意之间，他以非党人士的身份亲历了农村改革的历史。农村问题之后，周其仁教授同样见证了杜润生组织的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这份被送至邓小平案头的调查得到“不要动他”的回复，这也意味着“企业家回到中国”。 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周其仁教授感言：中国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解脱出来，就是充分尊重地方、底层的实践：“我遇到了杜润生，他给年轻人参与农村改革调查的机会。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南方、北方都有创造，下去调查，然后互相比较，就发现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一条路——先承认短期‘摸石头过河’政策的合理性，然后把政策长期化，发现效果好，就上升为法律或国家制度。” 正是这个在中国大变革时期形成的观察大千世界能力的方法，以及后来在牛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长期求学研究建立的扎实经济学理论基础，周其仁教授形成了他治学的风格。放诸现实中国，这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为认识和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路径提供了清晰的视角，使他终成大家。4.“我们得靠自己了”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种形式和主题的纪念活动举不胜举；恰逢此时，全球共冷暖，都在经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2008年，北大国际满10岁了，从朗润园走出去的企业家和企业高管不在少数。周其仁教授至今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供职期间，亲身经历的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诞生记。 邓小平在关于“傻子瓜子”年广久的调查材料上批示“不要动他”，周其仁教授认为最了得的就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 在他看来，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30年发展的真正秘密就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到2007年底，中国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