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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下一轮全球趋势：决定你未来的15年》
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美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亿万夫妇选择了晚婚晚育，而一旦世界重归和平，经济日趋繁荣，他们反而比上一代人更愿意多要孩子，由此形成了最初的生育高峰。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欠发达国家也迎来了生育高峰，不过其成因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在这些国家，由于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新生儿成活率空前提高，因而出现人口膨胀。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地区，人口膨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医学进步正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1960~2000年，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7~13年，65岁以上老人平均活到83~85岁，而同一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差不多翻了一番，从36提高到70岁。 然而，到了下一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妇女工作机会，不断增多，而婴儿养育开销却越来越高，再加上避孕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全世界妇女宁愿少生孩子，这一系列本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导致生育高峰戛然而止，其交相作用造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自19世纪早期开始形成的一代又一代稳定而有序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 一个家庭，几十年来，如果夫妻双方的收入持续增长，然而，一方却在一夜之间丢了工作，而另一方也无计可施，结果会怎样呢？首先，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危机。日常饮食更加简单，度假次数越来越少，所开汽车越来越旧，抛锚频率越来越高，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教堂或学校助人为乐。最终，甚至婚姻也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宣告破裂，而这个家庭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其表现几乎必然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危机发生在一个国家，结果也是一样——此时，那些能为国家提供从食品、药品到教育以至尖端武器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期待政府帮助的人却在持续增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的生活状况也会在各个方面不断恶化。从事生产者越来越少，而接受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税收增加、投资减缓。投资减缓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变慢，甚至停滞不前，更糟的是税收还要不断提高。由于国民收入增速减缓，加上人们对提高税收的天然抵制，政府在国防、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投资就会越来越少。 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可是我们并没能彻底预见由此导致的终极后果。自从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那篇著名的人口论文开始，人们就一直担忧不已的就是，许多国家今天经历的这种人口膨胀，远在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孩子成年之前，就已经造成国家资源匮乏、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文现在已经少有人读，但是他的人口假说还是与很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近至上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院与联合国共同发出警告：由于世界人口激增，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将会因此恶化。由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feller 3rd）牵头的总统学术与公务员委员会也宣称：“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持续增加对国家并无益处，只有放缓增长步伐，实现人口零增长，才能争取时间解决由此累积的各种问题”。这些人与马尔萨斯一样，忽视了新技术创造新资源的巨大能量，低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人口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也不明白社会、经济本身具有应对形势变化的良好自我调节能力。 面临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的困境，一家人其实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父母可以重回学校，学习新技能，找到好工作；也可以联络兄弟姐妹，集中财力，同舟共济；或动员长辈削减医疗开支。尽管一个国家在这种处境下必须兼顾其他因素，不过也跟一个家庭一样，可以积极应变。在美国，整个社会已经掌握了新的应对本领：政府加大投入，企业家雄心勃勃，科学家兢兢业业，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生产者虽然减少，生产力反而持续提高。中国同样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并且走得更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冲破革命思维与极左意识形态的藩篱，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毅然开放保守落后的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当今世界，美国、中国、大多数东亚国家及一些欧洲国家都在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并且也都取消了对外国制造业的限制，实现了完全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