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BBC（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的一档访谈节目。那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一位高管，当主持人问“中国一直在俄罗斯和拉美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油气投资，我们是否应该担心”时，这位中石化代表给出了意料之中的答案：无须担心。中国正在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全世界。主持人接受了这个答案并继续后面的节目，而我脑海里一直在想主持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当然，部分原因是人们普遍关注有限的自然资源的供给问题：需求旺盛、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不会夺走我们的供暖能源和汽车燃料？但在我看来，这远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没有中国大，但也在纷纷抢占能源市场。如果波兰或者印度也以同样的速度购买能源和原料，主持人会对其提出同样的问题吗？人们对中国的恐惧是否与其规模有关？目前中国有14亿人口，也就是说地球上每5个人中就有1个中国人。印度人口预计将在2030年超过中国。尽管大家也在议论印度的兴起，但比起中国来，他们似乎并不那么害怕印度。
主持人表达的不仅是一己之虑，许多国家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担心中国的崛起吗？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石油公司开始上市，但大部分仍然受国家控制。是这个事实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吗？如果是，这些国家会不会不希望看到中国取得成功？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有些言论称中国在道德上不及英国。这样的论断有道理吗？如果有，那这说明中国在英国人的想象中是什么样的呢？ 该不该担心中国崛起这个问题又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谁在害怕中国？在我看来，这需要视情况而定。“怕不怕中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是一个有着双重可能的命题。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家庭、团体或者国家可能既是赢家又是输家。外国公司可以从中国进口产品，享受低廉的价格；中国的科技创新可以带来新的创意和更多的选择——轻型超级计算机、清洁能源技术；中国留学生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与此同时，这些趋势也会给受益者带来负面的影响。各个大学招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以赚取更多的学费，但这样一来就减少了当地学生入学的机会，加剧了竞争。 中国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但若认为中国的崛起仅仅是自给自足经济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去垂直化”的跨国网络生产。这意味着职能和服务部门从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中分离出去，外包给那些生产效率更高的外国合作公司。因此，中国政府在建造高速铁路网络或核电站时，不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订单数目，也增加了西门子、西屋电气及其他国际公司的业务量。由于发达国家的创新者们不喜欢和大型垂直一体化公司合作，这些新的生产模式能够帮助他们以更低的成本将创意转化为产品。 并非只有经济产品是合作生产的。西方的自我定位往往影响其对中国的定位，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通过进一步挖掘BBC访谈中的问题，我发现，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不能简单地和常规的“硬实力”问题联系起来，比如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以及军事力量。诚然，这些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身份认同问题。获得一份工作或者有安全感不是目的本身，它们只是实现 “过上美好生活” 这一目的的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影响着我们的身份认同。因此，只关注国际关系的传统结构就会忽视文化在塑造人们思考、行为和看待他人的方式上的作用。 我并不是说有些人并不真的害怕中国崛起，但是关于这种恐惧的谈论大多流于表面，没有从内部进行根本分析。当然，这也情有可原：较之自己，人们往往更容易识别他人身上的爱国主义情结。但恐惧在某种意义上是主观的，是对感知到的威胁的一种情感反应，与威胁真实与否无关。所以，对中国的反应不一定与中国的情况有关。这么看来，“中国恐惧”所能揭示的，常常是那些怀有这种恐惧的人，而不是中国本身。哲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曾写道：“告诉我你怕什么，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颇有研究。 此外，人们的认知也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一个事物若要引发人们的恐惧，那么它出现的环境就必须让人觉得可怕。“中国恐惧”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国崛起之际正是西方人深陷哲学和政治质疑之时：他们怀疑自身制度，开始质疑其长期持有的普世价值观以及自身政府体系的优越性。毕竟，进步与过去关系不大，而是当下自信的一种表现。与中东（西方眼中的另一个他者）不同，随着自身的崛起，中国似乎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但恐惧不仅仅与问题本身有关。从根本上说，它关乎陷于恐惧中的自我。情绪可以用来反观自照，因为困扰我们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看法。然而恐惧时最难自省。海德格尔写下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恐惧者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当他努力想要摆脱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对一切都不确定了，彻底惊慌失措了。”恐惧反映出一个人、一种文化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这种脆弱性。人们往往会恐惧即将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内心会充满不确定性，把（有时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也视为合理。 在这种情况下，恐惧会让大家在面对外在威胁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感。政治恐惧不会凭空出现，肯定是有人制造并维系的。政客会反复强调，一个国家至高无上的职责就是保护它的国民。所以在应对像洪水、疾病或石油泄漏等会引发恐慌的危机时，政府必须把情况解释清楚。但这样做反而会加剧人们的恐惧，因为国家在解释自己行为合理性的时候会提到这个危机，这本身就会制造恐惧。为了让自己的解释听起来更合理，政客有时还会夸大其词，在中国问题上就是如此。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中国；即使害怕，原因也不尽相同。东南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与印度不同，而印度的反应又和欧洲不一样。尽管如此，人们都倾向于把对中国的恐惧与民主理念的削弱联系起来。其实，恐惧甚至会缩小民主与集权之间的差距，因为借恐惧之名，政府会强制采取措施，而这恰好违背了其追求法治和合法程序的承诺。你只要想想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态度就会明白。它们对伊斯兰国家的恐惧由来已久，“9·11”恐怖袭击事件只不过加剧了它们的恐惧而已。 古往今来，世界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起码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既受到中国的影响，也受到本国国内因素的影响。18世纪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描述侧重于其良好的政治体制、考试制度和法律制度。然而，此后不到100年的时间，欧洲开始工业革命，中国由于没能跟上经济现代化的潮流而日渐衰落。于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欧洲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与清朝时期（1644 ~ 1911）中国的变化关系不大。例如，早在18世纪，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就利用中国所谓的“哲学之王”模式攻击腐败的法国和普鲁士君主。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希望能在国内进行革命。我们会发现这种趋势还在延续。 中国也用自己的偏见来看待西方，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西方”一词以意义。在中国，无论官方政策还是流行文化，都是从“屈辱世纪”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即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开放贸易，割让领土给欧洲列强甚至日本，这是最屈辱的历史。中国在形成不断变化的民族认同时带有矛盾的情绪，所以中国问题专家柯岚安（William Callahan）称中华民族为“悲观的乐天派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削弱是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城市的和农村的、富有的和贫穷的、内地的和海外的中国人都参与其中。这样，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爱国主义教育和主流观点相互交织，正如中国一度辉煌的文明带来的自豪感和被欺侮的屈辱感交织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关系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把国家的安全感和民族主义的不安全感关联起来。然而，这种随意贴标签（中国是专制的，西方是自由的）的做法不仅会使人们无视中国存在的自由之处，也会忽略西方自由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身份认同易变的本质，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如此。 本书把中国当作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能看到各自的希望和恐惧。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我认为就是BBC主持人在节目中所说的“我们”——第一次失去中心地位，其中最核心的是面临一场身份危机。作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对的：西方如果能摒弃私利并正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就不会有麻烦。中国目前正在推进这一进程，并将坚持到底。 内容提要 本书介绍了中国软实力，并分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软实力的反应。许多中国题材的通俗及学术著作倾向于关注：（1） 西方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2） 中国该如何保持上升的趋势；（3） 预测中国将对国际体系产生什么影响，正面的是顺其自然，民主必然发生；负面的是中国要么继续发展并破坏全球规范，要么因为腐败、环境恶化、劳资纠纷或民族动乱等国内问题而土崩瓦解。然而，批判他国的前提是了解本国的想法以及影响力。因此，用镜子照中国的同时，我也试图解释西方的历史、希望和恐惧在塑造对华思维和与华交往方式中的作用，西方如何通过对华恐惧来表达其自身的道德困惑和文化分歧。在本书中，我强调对华态度背后的文化因素而非政治经济因素，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仅仅关注硬实力威胁的趋势。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认为，文化和认同与经济军事实力这样的“现实政治”毫无关系；而本书对这一说法提出了挑战，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新兴但不断发展的领域的贡献。 本书侧重三个关键领域的关系：发展模式、软实力和民族中心主义（相信本民族及其文化的内在优越性），这种信念在中国和西方都不难发现。第1章分析外界对“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即中国发展模式的反应，并介绍软实力的概念。本章认为，围绕中国到底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还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展开的辩论没有切中要害，因为它忽视了中国接受全球规范后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挑战。第2章描述了中国软实力在国内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看法。尽管中国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但中国软实力还会在国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帮助协调民族关系并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和西方在理解软实力这一概念时的重要区别。 第3~7章分析了中国软实力的具体例子。首先研究中国政府通过在美国和西欧播放一系列国家形象宣传片来提高声誉的举措，接着讨论中国媒体、艺术和电影行业的发展。第4章探究儒家学说的复兴，特别是中国政府出资创办的语言和文化中心项目——孔子学院的兴起。尽管孔子学院在大多数城市都受到欢迎，但也有一些地方对其怀有敌对情绪。本章会通过分析语言和认同之间的敏感联系来挖掘这些反应背后的原因，并得出结论。第5章描述中国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而开展的软实力活动。郑和是明朝的著名航海家，他率领船队远赴非洲东海岸开辟贸易航线。今天，郑和简直就是中国航海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政府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作为其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证据，证明中国历来热爱和平，只有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历史能与之媲美。第6章分析“天下”这一概念，天下观是中国乌托邦式的政治理论，它挑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复兴古代朝贡体制的一种尝试。他们认为，这种体系可以为开展国际合作和建立社会秩序提供参考。第7章探究中国的种族观念和文明教化使命。本章揭示中国对内实现现代化和对外帮助他国推进现代化的联系，以及中国开拓海外市场和加强国内“文明建设”的关系。 总体来说，第3~7章涉及中国软实力挑战的五个关键领域：艺术传媒、语言、历史、国际政治理论和种族。每一章结尾都有一个简短的结论，说明本章事例如何挑战国际社会，特别是挑战西方对身份认同、现代性及安全等观念的认识。第8章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分析外界如何猜测中国以及这种想象的恐惧所反映出的自身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许多人在试图理解中国时，固然会借助直接经验，但想象和成见仍然在头脑中占据一席之地。 虽然有些读者会失望，但我不想给出应对之策或者预测中国的未来。我害怕自己会出现偏颇。但这本书的初衷不是评判是非，也不是猜测中国的快速增长还能坚持多久。在我看来，这方面的评论已经够多了。本书只是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提出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引起外界的恐惧，并努力从众多不那么显眼却相当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中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