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如何“为人民服务”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家》四次走访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虽然盖茨和他太太“已经被保护成了国家元首”，至少我们可以触摸一下他后半生事业的神经末梢吧，何况这个末梢还在中国。
3月底，盖茨基金会首席运营官Cheryl Scott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旅行，来看中国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另一部分、我们重要的项目，通过跟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带来一些新技术、新概念，解决那些曾被称为‘无法解决的难题’。我认为，比尔对于中国也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
与商业表现不同，盖茨的慈善来中国似乎既晚且慢，算不上大手笔——2007年11月，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办公室，承诺5年内捐资5000万美元（其印度项目5年投入2.58亿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但因为他是盖茨嘛，正在重写全球公众健康的历史，作为特批的外国慈善基金会进入中国，其战略意义和创新性值得期待。
艾滋病在中国是个敏感的话题。可盖茨基金会北京负责人叶雷不怕：“艾滋病什么时候才不敏感？只有大家都有艾滋病了，就不敏感了。但我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特点，在全球都是挑最难的、别人忽略的、不愿意参与的事儿来做。”
到中国去
5月中旬，叶雷回了一趟西雅图。盖茨基金会500多名员工在一家大剧院里开年会（新总部大楼将于2010年启用），“就跟电视节目似的，说得有声有色”。盖茨和梅琳达还来了一次脱口秀，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答所有人的任何问题。
有人问到了中国——为什么要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盖茨基金会是不轻易在海外设办公室的。”叶雷说，“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把钱给别人，你好好做，做得好再给钱，做不好就拜拜。”
去年来中国启动防艾项目时，盖茨曾说，“从医学角度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同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正意义非凡的是，在短短几年中，中国政府对HIV/AIDS的态度从忽视转变成重视，并将其提上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不过，为了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鼓励和技术协助，因此我们决定要站出来提供自己的帮助。”
在叶雷看来，盖茨之所以选择中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倡导性，待在西雅图怎么倡导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呢？第二是连接作用，“肯定不是纯粹只为中国服务，希望将来能够把中国农业、卫生、社会服务方面的经验移植到非洲去。盖茨基金会发展项目的重点还是在非洲，因为他们是真的贫困，这一点没去过的人很难体会。”
很难统计盖茨夫妇去过多少次非洲，正是1994年的新婚旅行对他们后来的慈善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看到了无数头顶水罐光脚跋涉的妇女、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在肯尼亚，他们甚至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割礼仪式。这一切都让他俩心烦意乱。随后，在慈善家母亲的感召和律师父亲的建议下，盖茨拿出9400万美元，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这就是今天盖茨基金会的前身。
盖茨夫妇管这样的拜访叫“学习之旅”。盖茨的中国学习之旅是从2004年开始的。
那年4月，盖茨例行访问中国。盖茨基金会艾滋病办公室的主任委托前同事、CDC（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艾滋病专家叶雷博士帮忙安排一次圆桌会议。“2003年他们刚在印度开了一个新的防艾项目Avahan，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要做初步的探索工作。”
但好事多磨，直到2007年4月盖茨第十次访华，事情才有了真正进展。盖茨把5天的行程专门留了一天给基金会，此时已经签约在身的叶雷帮他安排了一些“节目”，探访卫生部及北京朝阳疾病控制中心，盖茨和专家、志愿者、艾滋感染者握手，还谈了谈《断背山》。
从2004年到2007年，盖茨基金会来中国的行程如此漫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找人难，一个是注册难。
最开始，在中国设立办公室的建议是著名华裔艾滋病科学家何大一提出的。但是何大一本人不能来中国工作。后来，叶雷从单纯的顾问变成了合适人选——他从1998年来中国，先后有CDC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经历，对于中国卫生系统非常熟悉。
至于说注册，本来所有正式注册的材料在2006年夏天就已经呈报给民政部了，但是后来又因故被耽搁了下来。当时盖茨基金会做法失策，花了不少钱请律师、公关公司找关系，但是此路不通。叶雷给支了个招：让盖茨直接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最后这信虽然没写，但还是盖茨本人出马。2007年4月，他在会见一位领导人时提了这事。“这位领导人当场就说，我不是直接管民政部的，但是我可以帮你过问，没问题。”
有时候叶雷也不禁感叹：比尔·盖茨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好用。这就是名人的价值。不过为了避免麻烦，叶雷保持低调，不轻易告诉别人自己是为盖茨工作的。“现在找我的人比以前多好几倍，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大老板就是一大口袋钱。”
“为人民服务”
两次在华润大厦的北京办公室里见到叶雷，他都穿着棉布裤子和凉拖鞋。他喜欢骑自行车和徒步旅行，自从做了艾滋病防控的工作之后，他几乎每年要坐上40趟飞机，全中国到处跑，做基层调查。“关于老百姓不公平的生活，我这一个晚上比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三年学到的还多。”
作为一个在台湾出生、在美国度过60年代叛逆岁月的人，叶雷的办公室里有一样东西尤其引人注目——墙上挂着毛泽东那幅著名的书法“为人民服务”。他解释起来还有点激动：“我可不是资本主义。我们做的事情，解决贫困人口、解决疾病卫生、解决教育问题，还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这哪一样不是社会主义？”（盖茨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做了“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的主题演讲。）
慈善世界并不惟钱多。盖茨承认，“我个人的财富与政府预算相比是九牛一毛，大家想一想每年中国的教育经费或者卫生经费就知道了。”梅琳达也说，“美国卫生研究所的预算是290亿美元，加州政府一年的投入是600亿美元，比较之下，我们仍然囊中羞涩。”
“钱是很重要，但钱背后的东西更重要。”Cheryl Scott说，“确实，我们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实际的钱本身，而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新技术、新观念。中国项目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们为所有中国艾滋病有需求的人服务的话，基金会再多的钱也不够用。”叶雷说，“我觉得理念很重要，同样一笔钱用得好你可以建立一种长久的机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希望拿得出一些好的做法，积极跟中国政府配合，从而产生‘催化剂’的作用，国家可能就有比我们多好多倍的钱投入进来。”
他透露，“这不单是中国办公室的想法，也是总部的想法。”看看其“杠杆作用”：盖茨基金会引发了各国政府的捐助行为。2003年，美国宣布在5年内投入150亿美元防治艾滋病。欧盟拿出40亿美元给贫困国家儿童注射疫苗……
那么，怎样才是所谓“好的做法”？在中国，盖茨基金会一开始的策略就是和政府捆绑。“这一点在美国或者印度都不可能体现得这么充分，因为他们的政府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一个办法只要成功，就能够被中央政府推广到省，然后省再推广到县。”叶雷说，“以艾滋病项目为例，中国现在配件都全了，但是运转不好，就好比一辆好车就开到二档，很可惜。我们的创新就在于把政府和NGO结合起来，用经济刺激的方式，逐渐从计划经济进入有市场经济色彩的工作模式。”
盖茨基金会中国艾滋病项目负责人张云告诉《中国企业家》，中国艾滋病项目重点不在临床，而在防控，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目前的方案是：由卫生部下属的两个国家级NGO组织（性病艾滋病协会、中国预防医学会）牵头，在全国13个试点城市（主要是省会）确定一批草根NGO；后者针对同性恋、吸毒人群和性工作者这三个目标，寻找艾滋病高危人群去卫生部指定地点做HIV检测、服务、咨询和行为干预（梅琳达说，“避孕套能救命。”）。工作效果以检测人数判定，按人头付费，每季度申请一次启动经费。而政府下属的检测机构也能够从中赚取费用，皆大欢喜。
5年5000万美元，这些钱都花哪去了？40%给卫生部门，40%给草根NGO，20%作为工作费用。官方的说法是：“其中2000万美元将交由卫生部用于艾滋病预防工作，3000万美元将提供给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地方、全国和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让人意外的是，盖茨基金会出了钱，但并不指定草根NGO的名单——它甚至都不过目，只是提供技术咨询。那如何保证操作有效、透明？
用张云的话说：“合作NGO越多越好，反正是花钱买服务，然后优胜劣汰。”
用叶雷的话说：“不管太细，让他们都来试一试，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你看盖茨有钱，想来抓，可以，不过如果你第一笔钱把我骗了，做不出东西来，我以后就不跟你玩了。我损失几万块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不试的话，我不知道谁有能力，谁说话不算数。”
这是一种财大气粗的玩法——反正盖茨最不缺的就是钱。叶雷把基金会总部比作一个加油站，“随时可以来加油。我们没有预算，可以根据项目进展追加钱，超额的风险我们不怕——这就是别的基金会和国际项目做不到的地方。”
叶雷还向《中国企业家》透露，如果艾滋病项目的操作模式成功，很快就会在结核项目、控烟项目、农业项目上推广，最终还要输出到非洲。
他很高兴看到中国一些企业家开始做慈善，“都是几个亿的注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第一步，变成有钱人的潮流，第二步，互相比较谁花的最好，谁花的最值。”
说到怎么花钱更值，盖茨倒是有个现成的说法。有一次孩子们（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分别是5岁、11岁和8岁）问，为什么不帮助纪录片里那个瘸腿的小男孩。母亲回答说：“我们努力帮助很多和他一样的孩子。”父亲解释道：“我们做的是批发，不是零售。”
当然，这话也不是盖茨发明的，是他从老洛克菲勒那儿“拷贝”来的——19世纪末，巨富们意识到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变零售为批发”，建立一批“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永久性企业化慈善机构”，现代基金会从此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