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泽 吴真生 把“我”传下去——吴志泽随笔两则



做慈善,不过是听一场音乐会 

我们都是俗人。 

净空法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大意》里,讲一个流传甚远的故事。南朝梁武帝问达摩祖师:我建了480座寺庙,度了几十万出家人,功德大不大?祖师摇摇头:并无功德。你以功利之心刻意去做,都是表面文章,不是实在功德。晚年曾四度出家的虔诚的皇帝忙问:怎么样才是真实的功德呢?祖师说:清净自然,以不求名利的心去做好事。 

这个故事,让我汗颜。以祖师的标准,我们都是心存功利的俗人。李嘉诚先生480亿的善款叫“李嘉诚基金会”,邵逸夫先生捐建的1800多栋建筑都刻着“逸夫楼”,我们捐助的10多所希望小学命名为“报喜鸟希望小学”。 

不是没有无所图的纯粹善举。但企业和企业家做慈善,不可能不存功利之心。 

以我们所处的环境,以我辈凡夫俗子,达摩的要求,未免太高。如果达不到无我忘我的境界,大家做的就不是慈善了吗? 

美国是全民做慈善最普及的国家。不仅有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倾其所有的富豪,普通民众也有75%的人参与慈善事业。除了宗教、价值观这些主观原因,税法和遗产法也是相当重要的客观因素。比如美国《国内税收法典》501(c)条款,就对善款的所得税减免作了明确规定。1917年,美国政府首次出台相关法律后,慈善事业立刻突飞猛进。高达55%的遗产税率,更让富豪们心有余悸。 

所以,我们不能神话慈善事业。曲高历来和寡。越是崇高,崇高到高不可攀,就越是很少人能做到。 

我们这些不准备四次出家,也不打算参透禅宗的普通人,与其把慈善视为崇高的圣人之举,不如当作一种普通的消费。 

做慈善,不过是听一场音乐会。 

听郎朗、看《天鹅湖》,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做慈善,带给我们的同样是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买票和捐助,都是花钱,都是精神消费,都是净化心灵,都是为了获得快乐。为了快乐去做,比为了做圣人去做,要简单多了。 

我关注慈善事业差不多10年。10年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报喜鸟5年前捐助的一对兄妹。这对兄妹同时考上大学,却因为家庭贫困面临失学。报喜鸟捐助了他们整整4年。现在,他们早已完成学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对兄妹大三的时候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报喜鸟的无私帮助,让我们改变了命运。我们永远会努力做好人,我们相信善良。 

他们在毕业后,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们会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本书叫《把爱传下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传下去。虽然说“把爱传下去”这样的话有点肉麻,但还有什么事,比这更有意义?还有什么音乐会,比这更扣动我们的心弦?还有什么消费,能让我更快乐? 

不久前,我跟随“报喜鸟探访母亲河”车队,参加了几个希望小学的捐赠仪式。最让我内心满足的一刻,是孩子们给我戴上红领巾。后来看照片,上面我笑得眼睛都看不到了。那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大的愿望不是考100分,而是教室窗户能装上玻璃。10岁的我在北风里瑟瑟发抖,但今天,报喜鸟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坐在温暖明亮的教室里。这样的满足感、成就感,不亚于报喜鸟从小作坊到上市公司吧? 

我一直坚信,慈善不分大小。比尔·盖茨捐助95%的财产(大约450亿美元),跟一个普通工人捐出10块钱,大家体验到的快乐是相同的,同样也能让人感动。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慈善的英文单词是FHILANTHROPY,源于古希腊语,本意就是“人的爱”。让我们将爱心一起传递下去吧! 

像格里芬一样生活 

格里芬是谁? 

1997年,我第一次到堪培拉。市政厅里播放着堪培拉的宣传片,这部主旋律影片的第一句解说词很让我困惑:堪培拉是美国人沃尔特·格里芬和妻子玛丽恩实现梦想的地方。 

不是拍板建造堪城的澳大利亚前总理安德鲁·菲舍,不是印在5元钞票上的澳洲联邦之父亨利·帕克斯,也不是开国元勋埃德蒙德·巴顿。袋鼠的老乡们,居然把荣誉给了两个美国人。 

1912年,格里芬只是个36岁的规划设计师,身居芝加哥,籍籍无名。就是这一年,在堪培拉城的建造方案招标中,格里芬胜出了。格老兄的妻子是位园林造型师,小两口联手在荒园上建造出澳洲人的新首都。一个世纪后,堪培拉仍把这位外来务工人员当作城市的骄傲。堪培拉的官方网站上,到现在还详细罗列着格里芬的光辉事迹,甚至连他老爹老妈也在其中。堪培拉市中心的地标湖,被命名为格里芬湖。我很浅薄地在湖边拍了张照片留念。 

澳洲人为什么对一个设计师如此尊重?为什么用格里芬而不是那些功勋彪炳的政治家的名字去命名?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 

2002年,伊夫·圣罗兰的退休又狠狠震动了我。一个服装设计师的归隐,居然惊动了整个世界。伊夫·圣罗兰的末代秀上,全球名模倾巢而出为大师跨刀,坐满观众席的王室贵族起立致敬。希拉克总统授给大师法兰西荣誉团统领,蓬皮杜中心为圣罗兰举行回顾展,老佛爷拿出所有橱窗展示大师的作品。法国的总理们卸任,也很少有这种盛况。作为伊夫·圣罗兰的后辈同行,我倍感自豪。但我更困惑,我们那些挂满上级视察、领导剪彩的展馆里,什么时候能让设计师们露一小脸? 

最近一次震动我的,是《越狱》里的一句台词。我当然不是什么“麦粉”了,但我女儿是。她们看碟时,我无意瞄了一眼,就听到一句台词:“好好做人,将来做个牙医!”说话的是大哥,被关到监狱里。儿子来探监,他用牙医来勉励孩子天天向上。不是总统?不是比尔·盖茨?甚至不是乔丹?前几天我看到一份《美国2007最佳职业指南》,总统在其中,牙医也在其中。几年前,我去美国,就有美国朋友跟我说过:“我们最羡慕的不是克林顿,而是罗森塔尔。”罗老兄是纽约最有名的牙医。在美国人看来,罗老兄拔牙拔得好,跟克林顿打下南联盟一样重要,而且人家还没有莱温斯基。 

沃尔特·格里芬,伊夫·圣罗兰,拉里·罗森塔尔,一个规划师,一个设计师,一个牙医,凭什么赢得比政治家们还要多的尊敬? 

因为社会价值标准。 

单一价值标准和多元价值标准,就像只有一个频道的电视台和卫星电视的区别。前者你打开电视永远只有新闻联播,后者你可以任选HBO、CHANNLE[V]、国家地理、CNN,当然,也可以选新闻联播。 

孔子有句名言:学而优则仕。从他的时代开始,做官就是中国人成才的惟一标准。隋之后的科举制度,更是断了中国人的其他念头。二十五史主人公,皆为政治家军事家。即使李时珍这样的另类,也有太医院供职的短暂经历。 

直到现在。2006年,全国考公务员的人有37万,一个位置35个人抢,独木桥还不是一般的独。大家为人民服务当公仆的热情未免太高涨了。 

阳光有7种颜色,红绿灯有3种颜色,为什么人生要枯燥到只有一种颜色? 

孔子还说过另一句话:和而不同。社会本来就该是多元的,生活本来就该是多彩的,人生本来就该是多样的。 

一个和谐包容成熟的社会,当然需要杰出的政治家,但也需要音乐家、画家、医生、作家、歌唱家、科学家、设计师、企业家……我们更需要那些在平凡事业中勤奋专业的人。一个努力烧好菜的厨师,一个剪出漂亮图案的园丁,一个把头发做成花的理发师,一个熟练的流水线工人,一个车技出众的出租车司机,一个熟悉业务的导游,一个擦干净每个房间的钟点工…… 

在任何领域,只要你热爱着自己的事业、执著付出并努力做到最好,你就和最出色的政治家一样值得尊敬,你的成就就足以令你自豪一生。 

有位伟大的哲学家一生没有远离过故土,一生按一张时间表作息。他叫康德。康德先生在他稍显枯燥的一生中留下了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内心崇高的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我们一直在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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