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透明、可预期和法制化——这样当是外外资“中性时代”政策的特色
娃哈哈与达能集团的控制权之争，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候。相信众多的跨国公司、国内企业、财经媒体和政府官员们，都在盯着事态的发展。这一合资纠纷“抢眼”的原因在于，它是外资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有代表性的缩影。合资纠纷将以怎样的结果收场？中国的政府部门以何种态度介入，秉持什么样的原则？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外资态度的变化？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影响到千万家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投资决策。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引进外资紧密相关的历史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引进外资就已28年。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59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54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约480家来华投资；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1985年为29.7亿美元，2006年达5638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由当初的3%左右上升到58.18%。在就业方面，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达3000万人，约占中国城镇非农业人口的1/10。此外，外资所带来的知识、管理、技术以及观念上的变化，也对中国近30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形成了对引进外资的诸多崇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拿出了数以千计的优惠政策，动员了巨大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来吸引外资。在全国各地，吸引外资和外资利用率成为地方政府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各地纷纷对外资企业减免税收、土地让利，致使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迄今为止，外资崇拜在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存在。一位国外经济学家曾感慨：“世界许多国家对世界500强企业的投资都心情复杂，既爱又怕。只有中国，不仅对他们敞开怀抱，而且表现得欢欣鼓舞。”
然而，现在的形势变了。在经过了28年的大力欢迎之后，中国引进外资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过去对外资是“饥不择食”、“来者不拒”，那么现在中国则开始对外资“挑肥拣瘦”、有所选择了。在能耗、环境污染等多个方面，中国开始对进入的外资严加选择；在产业安全方面，中国也开始逐渐增高门槛，对过去含糊不清的领域加以明确。
近一两年来，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引起了一系列争议，从去年的凯雷并购徐工、SEB集团收购苏泊尔，到今年的娃哈哈事件，这些过去都不会成为问题的投资行为，现在却变成了问题。虽然上述事件的原因各异，但本质上都反映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围绕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纠纷，中国政府部门和外资政策被置于敏感境地。中国的发展整体上还需要外资，但当中国引资到了一定程度后，引进外资也需要提升层次，不仅要考虑资本，还要考虑技术升级、环境影响以及经济安全等多个因素。类似于“跨国公司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问题，就体现了这种反思和质疑。
从过去的无条件欢迎，到现在的选择和反思，中国面对外资的态度隐含着巨大的跨越。应该历史地看待这种变化。在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市场机制建设到了一定阶段，中国的外资政策的确到了一个需要转变的时候了。这种转变不是人为的歧视，也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一视同仁，在一个相对开放、公平、透明、法制化的环境中，来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中国对待外资应该进入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性时代”。其关键在于政府的态度及政策。与过去以超国民待遇为特色的优惠政策相比，“中性”的外资政策，一是要调整优惠政策，统一国民待遇；二是要加大对内开放市场，鼓励国内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加大市场的透明度和法制化；四是在公平的前提上，对于国内企业的创新给予支持。
笔者曾在调研中问一位外资高层，外资在中国市场最看中什么样的环境？是不是优惠政策？他的答案不是优惠，而是透明、可预期和法制化。事实上，这样的市场、这样的政策，正是“中性时代”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