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什么科龙成了几代企业家的伤心地，成了外部资本的滑铁卢，也成了当地政府摆不脱的麻烦？
文/牛文文
顾雏军获罪脱离企业，顾氏企业王国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重组——引起普遍关注的“顾案”，将以这样的方式结局，应无悬念。同样是在广东佛山，几个月前，健力宝和它的前主人张海也是按这样的方式处理的。现在的悬念是：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佛山方式”？它会不会成为各地处理“出事”企业与企业家的一种可效仿方式？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科龙在顺德，健力宝在三水，它们现在在行政上都属于佛山市。“小地方出大企业”，这类地方国有企业（或者是乡镇企业）在80年代创办，是地方政府大股东与创始人企业家二者创业精神萌动的产物；这类企业在90年代的辉煌，是这个“创业同盟”企业家精神迸发的结果；这类企业在21世纪头５年中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创始人企业家潘宁和李经纬也离开了企业。这个发展同盟的实质，是地方政府大股东“得利”（税收、就业、GDP），创始人企业家“得名”（企业家声誉和企业实际控制权）。它的破裂，缘于地方政府在债务压力下希望从企业直接拿回巨额现金，而企业家在年龄压力下希望获得企业的控制性股份。最终到底是企业衰落导致了同盟的破裂，还是同盟的破裂导致了企业的衰落？这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总之，在前后20余年时间里，科龙、健力宝的创始人企业家和政府大股东，共同谱写从无到有、由合到分的“同盟三步曲”。
一个同盟破裂了，新的同盟建立了。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新主人张海和顾雏军进入，新游戏开始。
新同盟其实是旧同盟的延续。地方政府把大股东地位卖给了来自资本市场的陌生人，他们尽管没有管理大公司和制造企业的经验，但既然来自资本市场应该有资金实力，而这恰是政府当时最急需的。新主人张海和顾雏军需要一个大的实业平台，完成由资本家到实业家的转型。从理论上讲，新同盟应该是稳定的，至少不应该很快破裂。但残酷的现实是，刚３年左右，新的同盟就又破裂了！
这次问题出在哪里？
“不能让外来人把我们艰难创建的企业掏空了！”在佛山当地，这样的心理很普遍。在顺德，在三水，政府当年下决心动用财政或其他公共资源，才创建出全国知名的企业，后来虽然有的企业上市成了公众公司，但地方政府仍然是大股东，地方政府依然在税收等方面支持养育企业发展。它当初不愿意实行MBO让创始人成为企业的真主人，现在也不愿意外来的新主人把企业“掏空”了。“掏空”有两种：本来就把本地企业当资本操作工具玩垮了是“掏空”，雄心勃勃以本地企业为跳板向外发展转移资源也是“掏空”。健力宝新主人倒在了前者，科龙新主人倒在了后者。况且，还有一种说法说政府当年卖股权的钱也没完全到手！
新主人是拯救者，还是毁灭者？本刊在2002年第12期封面文章“大公司的新主人”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做出了自己的结论。于是，再次出手。
两度出手，逻辑相同，手法相似：为了本地企业的发展和大股东的利益，首先让企业家与企业脱离；出面维持企业运转；然后主导为企业寻找新主人。第一次危机处理，是以大股东的身份；第二次不是大股东了，以当地政府的身份。在处理本地知名地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股权转让和管理权转移上，顺德和三水的前后做法特点明显，可以说是“佛山方式”。
80年代创建的那一批著名的“小地方大企业”，几乎都是类似同盟的产物。倪润峰与绵阳、陶建幸与泰州、张瑞敏与青岛，李东生与惠州，全都是这样的梦幻组合，地方大股东+创业型企业家=全国著名企业。但是，各地处理这类企业股权转让和管理权转移的方式，不尽相同。TCL成功改制，长虹先换帅后改制，海尔和春兰未改制也未换帅。而科龙和健力宝走了另外一条路子：换帅的同时，向外部出卖股权，管理层和股东全部换“外人”。
据说，广东有关部门最近有一个意见，省属企业改制要模仿TCL模式。实际证明，佛山方式的效果并不好。科龙成了几代企业家的伤心地，成了外部资本的滑铁卢，也成了当地政府摆不脱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