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民国以前，上海有很多瓷器店，瓷器店里的小伙计都有一手绝活儿：高高一摞细瓷碗，数一数刚好十二个，从一楼送到二楼，或者从店里送到店外，不用捆绳，不用装箱，不用手递手，这边嗖地一下撂过去，那边嗖地一下接住，十二个瓷碗完好无损，就跟玩杂技一样。 可是进入民国以后，瓷器店还是那么多，撂碗的绝活儿却失传了，进店打工的伙计有力气，有眼力，就是不会撂碗。有那喜欢怀旧的老主顾，上门照顾生意的时候非要伙计像过去那样表演撂碗，结果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破碎声。 为什么一到民国，撂碗的绝活儿就失传了呢？因为民国时代保险行业在上海非常兴盛，卖瓷的铺子都买了保险，货物出现意外，保险公司会赔。既然保险公司会赔，那么瓷器店老板就放了心了，与其出相对较高的工钱去请有绝活儿的伙计，不如花相对较低的工钱去雇没绝活儿的苦力，于是会撂碗的伙计下岗了，改干别的行当去了，撂碗的绝活儿也就失传了。 以上这段往事，出自吴趼人的回忆。吴趼人是谁？就是著名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海派作家。当然，这段往事不是出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是出自吴趼人的另一部小说《上海游骖录》。 吴趼人在《上海游骖录》里还提到一种怪现象：进入民国以后，上海居民买火险的越来越多，可是火灾发生的频率却越来越高，一烧就是几十家，甚至几百、几千家。 吴趼人没有夸大，我翻过上海市政府在1928年编印的《社会局业务报告》，光那份薄薄的报告就记录了三起火灾。一起是闸北邢家宅长春路失火，延烧住户两百家；一起是位于公共租界的胶州路失火，延烧住户一千家；还有一起是位于法租界的贫民窟失火，晚上七点烧起明火，第二天夜里九点才扑灭，共烧毁房屋四百多所，祸及住户一千多家（民国上海房租高昂，工薪阶层一般都是几家人合租一所房）。 旧上海之所以火灾频发，跟住宅的稠密程度是有很大关系的。您知道，民国上海人口最多时，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五万人，人口密度超过今日之上海，而当时的建筑技术比较落后，高层住宅特别少见，要么盖成一排一排的石库门，要么盖成一片一片的棚户区，地皮紧张，弄堂极窄，天井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这家的房子紧挨着那家的房子，不会轻功的朋友也可以飞檐走壁。住宅如此之稠，一家失火，相邻的人家也难免不遭池鱼之殃，这样连片烧起来，小火就成了大火。 除了住宅稠密以外，吴趼人提到的保险行业也是不可忽视的“罪魁祸首”。业主们的心理就跟瓷器店老板一样，反正买了保险，反正遭了火灾有人赔，以前看见邻居家失火，怕烧了自己家房子，都拼命去救，现在拿着保险单跑出去就行了，爱烧不烧，管它呢！据吴趼人说，甚至还有“一种狡猾险恶的人，故意保了险，却自己去放火图赔。”（《吴趼人全集》第三卷，《上海游骖录》第五回，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骗赔属于金融诈骗，在今天玩这一套，风险极大，可是在民国前期却十拿九稳能骗到钱，因为那时候的保险行业在中国大陆刚刚起步，还缺乏公正而且专业的风险评估和责任鉴定,另外保险公司大多由资金雄厚的洋行开办，洋行为了快速扩展业务，需要用宽松的鉴定和优厚的理赔来吸引中国的客户。事实上洋行的做法是有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上海的火灾越多，购买火险的业主也就越多，火险很快覆盖了除闸北和浦东以外的所有地段。 行文至此，我忽然觉得民国上海的火险推销跟现代中国的住房调控有点儿像：火险本来应该提高业主的抗灾能力，结果却催生了一场又一场大火；调控本来应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能力，结果却催生了一轮又一轮暴涨。大火对业主不利，但是对保险公司却很有利：有利于扩大业务。暴涨对还没有买房的家庭不利，但是对政府却很有利：有利于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