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让中国梦惠及到农民，就必须解除农民的权利贫困枷锁，在国家的基本人权、基本政策等方面，做到让所有人都一样。 前不久发生的山东毒姜农事件引发了一些争议，这是好事，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多面性，当大众义愤填膺地谴责姜农们的道德败坏和人心沉沦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被自身的潜意识刻意遮蔽的另一面：那群至今沉默的姜农的权利贫困。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农民和农村的权利贫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长期而广泛存在的事实。权利的贫困对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来说，都存在，只是程度不一而已，但对农民而言，其权利贫困的程度尤其严重。从乡党委书记出来的李昌平，对此有很深体会，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十几个方面的制度贫困，涵盖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农民的权利贫困是不争之事实，那么，他们的权利贫困会引致道德的堕落吗，进而会对农村社会的文明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农村文明水准的低迷，反过来又会怎样降低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准？诸如此类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我认为，在农民权利贫困和社会道德堕落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尽管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看到许多贫穷但坚守做人原则的普通农民，也尽管自古就有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说法，还有，一些人怀着良好愿望，希望农村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的过度污染，在农村还能找到一片净土，一种淳朴，不过，我依然要说，从社会整体以及农民群体的自然道德水准看，并不能否认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我们在现实中同样可以感受和观察到，大量权利贫困引致道德低下的事例。它们的内在联系不难从学理上得到解释：如果一个人不能从正当的渠道获取生存所需之资源，那么，他就只能通过破坏法律或道德的方式，以一种非正当的手段去取得。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是极易去偷、去抢、去卖身的。无疑，偷、抢、卖身行为是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的，违反了人类形成或制定的法律、道德、廉耻，但在饥饿者看来，它不过是维持生存的手段，在生存这个最大的“原则”面前，一切都是渺小和不足道的。这并非是一个极端事例，我们从过去对人类历史大饥荒的一些记载中，就常看到人吃人的现象。 今天来说，当一个人或少数人其权利受到排斥，他可能还会遵循个人良心和人类文明与社会规范的指引，表现出一种德性，但是，若受到排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而且这种排斥是一种有意识的国家制度的不公时，特别是这个群体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还很高的情况下，要保持这种德行就很困难，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着生存资源的竞争，人数越多，竞争也就越激烈，而这种竞争，只能是一种向下的，打回人性底线甚至突破底线伦理，沦为纯粹动物层次的生存竞争。因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如果一个人不变得比别人更无耻，更不择手段，他就不可能比别人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如果他保持歉歉君子之风，品德无疑很高尚，但紧接着而来的，可能就是贫困乃至死亡。因此，对多数人来说，可能宁愿选择良心坏了，而不选择贫困，毕竟，在一个普遍沉沦的社会，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人，太少。 可见，农民的权利贫困无论从现实还是学理层面，对农村社会的文明发育都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它直接会降低农民的道德水准。孙立平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社会堕落，穷人也会随之堕落；穷人堕落的速度甚至超过整个社会，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对此我很赞同，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在农民的整体道德水准下降后，它当然又会反噬社会，使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准下降。原因很简单，当一个社会农民占据人口的大半，再加上直接和间接受农民影响的人群，这个人口基数就更庞大，假如他们因为权利问题而处于不幸状态，整个社会能够幸福得起来吗？肯定不能。何况，农民还会通过多种渠道将不幸输送出去，让其他阶层“分享”农民的不幸。其是在当今分工细化，各个阶层互相依赖的情况下。 所以，要让中国梦惠及到农民，就必须解除农民的权利贫困枷锁，在国家的基本人权、基本政策等方面，做到让所有人都一样，一视同仁，这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需要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事实上，对农民而言，国家有一个加速还债的过程，因为整个社会，包括城市阶层，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