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加里很早就是公认的学术权威，但十多年前，他毅然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开始从业“记者”。1985年初，加里接到《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编辑西莫·扎克（Seymour Zucker）的电话，扎克问他是否有兴趣为该周刊定期写稿。此前，加里从未给报刊或其他大众期刊写过只言片语，而且，他的著作和论文是专门写给专业人士的，充斥着数学术语，所以我俩对扎克的邀请感到非常吃惊。 《商业周刊》希望加里每隔三个星期为他们写一篇专栏稿，和另外三位已同意写稿计划的作者轮着写。他们是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以及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人们认为，这四个人当中，库特纳和罗伯茨的政治立场分别代表左派和右派，而布林德和加里则站在学术的中间立场，前者是中间偏左，后者是中间偏右。 对于这份邀请，加里知道很多经济学家会欣然应允，但他本能的反应是拒绝，因为他觉得为普通读者写稿可能会占用大量时间，何况他缺乏相关经验，而且这可能会分散他从事诸多研究项目的精力。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定期为报纸或杂志撰写经济评论的人都对宏观经济问题感兴趣。这些议题包括：经济将持续改善还是将进一步恶化而陷入衰退，失业率和利率在未来数月里会出现何种变动，如此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加里研究的兴趣所在，其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经济学在短期经济波动的预测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因为上述疑虑，加里起初并不愿意为《商业周刊》赐稿，他最大的担心是会失败。除此之外，专栏稿要求不长也不短，必须刚好一整页，这更容易导致他失败。不少优秀作家说过，写短文要比写长稿难得多。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在1656年道歉说：“这封信写得比平常长了些，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写得短一点。”而从事学术写作的人又是最会滥用版面空间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说过，教授们写文章的时候，光是开场白就要用上5页的篇幅。加里对于学术界的这种传统已经烂熟于心，因此他自认为无法在一篇800多字的专栏稿中就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 于是，加里征询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泰德·舒尔茨（Ted Schultz）和斯蒂格勒三个人的意见，他们与加里亦师亦友，均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认为，弗里德曼会鼓励他写稿，因为弗里德曼多年来一直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开专栏，极其成功；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蒂格勒（他的密友之一）和舒尔茨两人也都认为他应该接受邀请，不过，斯蒂格勒提醒他说，两三年后可能就找不到好题目来写了。 当然，加里也征求了太太吉蒂（Guity）的意见，她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历史学副教授，也是对加里的决策影响最大的人。她的想法是，为《商业周刊》写专栏既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好方法，也是向更多的人传达思想的好途径。为了安抚加里畏惧失败的情绪，吉蒂答应帮他审阅初稿，并提供修改建议，让这些文章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事实上，吉蒂对每篇专栏文章都数易其稿，她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意见。在选题方面，尤其是与当前公共政策有关的题目方面，她提出了很多建议。因此，她被列为本书的合著者是名副其实的。虽然这些专栏稿是以加里的名字发表的，但如果没有吉蒂的鼓励、批评和建议，这些文章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就算写出来，效果也会逊色许多。 1985年5月，加里接受了扎克的提议，答应试试看。扎克表示，《商业周刊》也把这项计划当成实验，有可能中途搁浅。《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帕德（Stephen Shepard）发来的合同规定，任何一方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就可以终止这份合同。这样的规定俨然不同于保护大学教授的无限期终身教职，它犹如一记警钟，让人清醒面对现实世界。我俩的学术背景 加里和吉蒂夫妇俩对公共政策发生兴趣的路径各不相同。加里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时，主修经济学和数学的原因是“想为社会做点事情”。大学期间，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弗里德曼及其他知名经济学家。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将基础经济理论全面应用于当代重大实际问题，这种研究极具原创性。作为年轻的研究生，加里耳濡目染，逐渐相信经济学是解决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良方。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有关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受到歧视的问题，而这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忽略的主题。加里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写了一本书之后，继续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到其他议题上，包括教育及其他人力资本的投资、家庭行为、犯罪行为等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争夺等。 加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得到太多经济学家的认同，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议题留给社会学、政治学和其他领域里的专家去研究。直到加里在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这样的争议才算平息下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肯定了他在种族歧视、人力资本以及犯罪方面的研究。不过，该委员会也指出，他在家庭问题方面的研究仍然“具有争议性”。 面对外界多年来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十分恶毒的攻击，加里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吉蒂和两所大学的同事的支持与鼓励。先是哥伦比亚大学，后是芝加哥大学，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该校不少经济学家所做的原创性研究和校外学术界是格格不入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研究上的活力，正是该校在重新界定经济学研究领域上所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也是该校经济系在过去20年来获诺贝尔奖次数能超过其他院系的原因。 吉蒂出生于伊朗，但其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则源自其他中东国家。她考入埃及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后就开始对政治及时事产生兴趣，于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她在开罗的时间并不长，曾在伊朗当时最大的日报（Ettela’at）担任记者，同时也为埃及广播服务公司（Egyptian Broadcasting Service）主持波斯语节目。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出于了解西方文化的目的，吉蒂转到巴纳德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毕业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就读，延伸她在新闻方面的兴趣。后来她在伦敦待了五年，为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波斯语节目担任自由记者。 由于吉蒂不愿意回到伊朗，遂决定返回美国，并选修历史。中东的政治动荡使她相信：困扰该地区的诸多问题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中东历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期间，她认识了加里，两人共结连理。在学术研究方面，她认为要进一步了解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包括各国妇女所受到的待遇等，必须先了解这些问题过去的演变过程才行。架起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之间的桥梁 显然，这些专栏应该以经济分析为基础，否则，表达的就只是个人意见而已。而且，经济市场和公共政策对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不计其数，连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经济学分析的是市场、公共政策以及其他事件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的问题。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团体，都会尽其所能地想要改善所处的环境，具体途径就是在收入、工作机会、客户甚至地位及权力等方面展开竞争。个人和组织改善自身的欲望是无穷的，但能掌握的资源却相当有限，而市场及价格有助于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从这个角度看，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例如，在商品价格或服务成本提高的时候，一般家庭就会减少开支；而在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厂商便会增加产出。动机对行为构成这种影响的事实，在多数情况下凭常识就能看出来。遗憾的是，当人们讨论公共政策的影响的时候，总是会将常识抛诸脑后。我们不是经常听说，罪恶不会因为坏人遭到逮捕并受到惩罚而受到震慑吗？不是也有人常说，政府通过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计划而对医院及医师所提供的补贴并不是造成医疗支出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吗？
所谓“市场”，通常指的是商品及资产进行交易并且确立显性价格的一种正式渠道，如普通股票及债券等金融市场，或是国际石油及小麦市场等。不过，我们也将市场视为一种资源分配的非正式方式。在这种非正式的市场里，资源的流向不是通过显性价格而是通过隐性价格来决定的。加里在为《商业周刊》撰写专栏之初，并未开宗明义，但事实上，每篇文章都强调动机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这种关联性。经验告诉我们，虽然读者不会对每篇专栏文章形成长久的记忆，但如果连续有几篇文章讨论相同的主题，读者是可以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的。 加里的专业研究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研究揭示了理性选择和市场机制不仅在经济领域里很重要，而且在社会及政治方面也有其重要性。我们希望这些专栏文章能反映出这种行为的宽泛视角。事实上，加里的第一篇专栏（刊登于1985年5月）分析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及社会因素对美国妇女的就业和收入所造成的影响。本书还收录了讨论宗教之间的竞争对宗教信仰的影响的专栏。其他文章讨论的是结婚和离婚、生育率、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教育、酒驾、犯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以及信仰自由、政治人物的任期以及利益集团在政治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我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不少人在读过几期专栏后，怒气冲冲地写信指责加里是个保守反动派。我们相信行为动机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这就说明我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采取的是保守派立场吗？我们的确支持亚当·斯密及大卫·休谟等18、19世纪的思想家所创立的个人自由及私有企业经济观念。这些思想家青睐于建立一种容许个人有权对多数事情自行决策的制度。这种青睐并没有假设人们永远是理性且很少犯错的，而仅仅假设绝大多数人在提升自身权益的问题上，会比善意的政府官员更加理性，而且更少犯错。在当前，这样的看法比以前更具有针对性，这是因为，在20世纪，不管是税收、法令法规，还是政府的行政权力等，都已经大大扩增了。 因此，从古典或欧洲学派来看，我们是自由派，我们比较支持分散化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只要个人不对他人构成明显的、重大的伤害时，个人就应该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的自由派立场和传统意义上希望维护现状不变的保守派不同。虽然古典自由派认为，能生存下来的事物通常具有某种功能，而且对社会有利，但他们也知道，在法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某些长期延续下来的做法及传统，完全是因为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为了想从公共政策里得到好处而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我们在专栏中积极倡导打破现状，以提高效率或增加穷人的机会。对某些读者来说，我们的建议有时候是过于激进，而不是过于保守了。 我们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任何政党，因为在个人与动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是否比政客和官员更清楚自身利益之所在的问题上，没有哪个政党采取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当然，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多数政治人物承认动机的重要性。不过，一旦这样的看法不能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会忽视这个因素。例如，某些保守派人士在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时候，就忘了曾经鼓吹过自由竞争的好处。同样，不少自由派人士也不承认现代福利制度可以人为刺激人们移居到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的富有国家。而保守派人士是因为宣称支持人们自由迁徙的原则，也故意不提人们因为能得到那些好处而移民的事实。 同样，自由派人士在鼓吹调高烟草税来抑制香烟消费，或减免公立大学学费来鼓励家境一般的孩子就学的时候，就会记起动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这个因素对自己的看法没有帮助，他们往往会变得比保守派人士更忽视动机的重要性，例如，社会福利是否会导致婚姻解体，并鼓励女性自我独立，以及所得税过高是否会降低就业、减少投资等。 虽然加里认为自己属于古典自由派，但他希望在专栏里所表达的看法是以研究结果为基础，避免在政策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他在写头几篇文章的时候，的确尽量这么做，但他很快发现，读者希望专栏作家在评论时事的时候，能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立场。 斯蒂格勒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个结论。加里为《商业周刊》写了几年专栏后，另一家财经杂志（《商业周刊》的竞争对手）也邀请斯蒂格勒为他们写稿。斯蒂格勒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也是优秀的经济评论家。他的专栏不仅机智诙谐，笔触敏锐，而且文笔极佳。不过，他的专栏以分析问题为主，在政策上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议。一年之后，他就决定不再写了，因为他几乎没得到读者的反馈，这让他觉得文章只是写给自己看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他在政策问题上没有采取鲜明的立场。 加里很快就决定要在专栏里为所谈的问题提供改进意见。不过，这些政策建议大致上还是以针对一系列行为的动机及选择为分析基础，然后自然地让政策建议在这种行为视角下自行浮现出来。 因此，本书所收集的专栏文章包含了他对有争议性且重要的议题的看法，他明确反对大政府和中央计划的政策模式。他也反对非法移民、对少数族裔实行就业机会配额和保留、工会豁免反垄断法、在公立大学对家境中上等的学生提供高额的就学补助、美国大学运动协会（NACC）对大学运动员的限薪、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员工持股计划（ESOPs）、对公司雇员提供其他补贴、关税及进口配额，等等，即使其他国家实施这些措施，他也不赞成。 当然，加里的专栏不只是提出反对意见而已。他倡导以合法的方式将移民权利出售给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支持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让某些毒品合法化（ 吸毒在我国是禁止的行为，它触犯了我国的法律，因此，我们不能苟同作者的观点。——出版者注），以自给自足的原则来制定社会福利制度。另外，他也认为不能支付小孩教养费用的父亲应该受到惩罚，赞成强制执行婚姻契约，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制，对重大犯罪实施重罚，特别是持枪抢劫罪。同时，他也认为社会福利的关注重点应该从母亲及社会工作者身上转移到对小孩的帮助上。我们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了吗 这些专栏文章所提出的理念及所做的分析有没有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及读者的看法构成很大的影响呢？我们相信这些文章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往往是滞后的、迂回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影响的话，就不会饶有兴趣地将当代问题付诸笔端，而且，也不会有兴趣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提出改革意见。 知识分子喜欢夸大理念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声望是由理念的质量和独创性决定的。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凯恩斯声称“有些实际的人，虽然认为自己在思想上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却往往会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好是坏，真正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那些理念和想法”。 有些知识分子甚至期待，政治家、选民以及读者会很快接受论述清楚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立论分析。但在我们看来，在理念对政策及民意的影响方面，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认识。政治决策并非主要根据对观点和理论做出理性评估后来做出的，而是在相互竞争的特殊压力集团和一般压力集团之间，以务实的态度取得力量平衡之后的结果。当理念和实际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很好地证明了利益对理念的胜利。两个世纪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专业分工和国际间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经济学家从此便普遍宣扬自由贸易的理念。但是，为了不让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竞争，大多数国家实行高额关税和配额限制的政策。知识分子倡导自由贸易，但理念却无法抵挡国内产业因为害怕外国竞争而对政府所施加的政治压力。 虽然如此，理念在长时间里还是能对政策和民意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即使在短时间里，理念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如果利益集团认识到某些理念有利于增进其利益，就可能会接受这些理念。政治团体不可能公开承认：提倡某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牺牲他人权益的基础上让自己得到好处。虽然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强势领袖萨缪尔·高普斯（Samuel Gompers）可以直陈工会和资方私下谈判的目的不过是想获得更多好处而已，但对谋求政治利益的团体来说，如此坦白会对其野心构成致命打击。相反，他们的说辞必须让人相信：帮助他们就是在支持国家。 因此，国内各产业从来不会公开称，征收关税和实行配额是因为外国生产者更有效率；相反，他们会试图说服选民：外国生产者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竞争的，或者，进口外国商品会减少国内就业。还记得，佩罗（在1992年竞选时）所提出的“巨大的吸食声”（great sucking sound）论调曾打动了他的支持者，因为这些人害怕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美国的就业机会流向墨西哥，而这种担心是全然错误的。 在政治权力的平衡过程中，有些团体实现了重大转变，开始具有影响力。它们也许会发现某个学者数年前随意提出的观点有利于获得公众的更多支持，于是就将这些观点重新包装，然后宣扬推行这些观点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这些观点或许能在获取民众支持上起到重要作用，但它们绝对不是权力平衡过程中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如同专家出庭作证并不是造成原告和被告之间打官司的原因一样。 本书所提出的建议有些是新的想法，而且经常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之所以把它们提出来，就是因为这些理念从长远来看还是会造成影响的。我们并不认为政策趋势会快速而轻易地得到急剧转向，就算有充分的理由，转向也不容易。但是，政治权力和思想潮流是会发生改变的，对当前政策做出大幅度改革的时机也终会到来。 对于本书提出的其他建议得到采纳的可能性，我们同样持长期的观点。我们不会幻想实现以下事情的时机已经成熟：毒品合法化；修改宪法来取消联邦法官终身制；根据反垄断法全面引入工会；大幅度精简政府规模；美国大学体育总会（NCAA）取消对大学运动员的限薪，等等。但我们相信，在将来，当现行政策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本书所提出的建议还是会被接受的。洞察过去的专栏文章 报纸和杂志的专栏所谈论的是当代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之所以同意将本书所收集的专栏文章重新付梓，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文章比较有保存的价值，即使是在讨论那些人们已经忘却的问题时，也是如此。这些文章所做的分析将有助于学生、企业主管、企业家及其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任何时候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经济学教科书在说明经济原理如何应用于真实世界的时候，往往举不出足够多的例子，因而让学生遇到诸多不必要的困难。当然，要理解经济学原理，绝对有必要研究其实际应用的问题。教科书展开的是基本分析，本书则提供了很多从经济学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例子，诸如，体育场应该公有还是私有，政府的助学贷款应该采用固定利率还是视学生的未来收入多寡来决定，这些都是对教科书的有益补充。 有关公共政策和商业实践的讨论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和行为，因此，公司主管及其他商界人士更能从中受益。我们谈论的主题包括：“黄金降落伞”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水平和企业利润的影响、美国残疾人法案（ADA）及其他法律法规强加给企业的成本，等等。 我们相信，读者如果想更好地了解经济及社会状况发生变化的根源，也会对这些文章感兴趣。例如，我们谈到，已婚妇女就业率与离婚率逐年“双高”以及缺乏经济自由度的国家经济表现差劲等问题。这些文章应该也能帮助读者分析目前具有争议性的公共政策的问题，例如，宗教是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还是应该与私募基金及成员展开竞争，某项“产业政策”是否合理可取，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减缓移民入境等问题。我们的预判有多准确 为了帮助读者判断这些文章提供了多少通过经济分析来理解行为模式的“真知灼见”，我们要考察一下这些文章对公共政策及经济和社会变动所做过的分析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早期刊登的一篇文章（1985）预测美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另一篇文章（1990）指出，日本股市并没有受到“操纵”；还有其他文章认为，“产业政策”是件可怕的事（1985、1992、1993）；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设置任期限制（1990）；美国黑人的经济情况已得到大幅度改善（1986）；志愿兵役制非常成功（1988）；以及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不是件好事（1990）等。 在国际问题方面，我们认为：瑞典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因此转轨中的东欧国家不应该照搬瑞典的政策（1990）；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错，而是白人主导的工会及其他组织害怕黑人劳工的竞争而发挥政治影响力所导致的结果（1990）；原油价格下降对西方世界是有利的（1986）；所谓“温室效应”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被明显夸大（1991、1992）；南斯拉夫和捷克等多民族国家可能会分裂解体，因为规模较小的国家现在已经可以在世界经济中立足（1990、1994）等。 虽然有些结论和分析目前还得不出真假的定论，但以我们自己的判断标准来说，正确的几率是很高的。美国妇女的收入水平在持续上升；日本政府虽然付出很多努力，但一直无法以操纵股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复苏；南非曼德拉政府一直在采取偏向于资本主义的政策；与杞人忧天者所担心的情况相反，世界人口自50年代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而且全球人均收入还有所增加；另外，没有几个国家把所谓的产业发展政策真当回事。 当然，并不是每项预测都那么准确。虽然黑人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了，但黑人男性的表现却稍逊一筹，因为技术水平较低者的工资收入在8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另外，日本经济复苏的速度没有我们原先预测的那么快，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测到日本央行会采取那么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在温室效应方面，虽然现有的证据还不完备，但对这问题的关注在持续升温。我们坚持认为，《美国残疾人法案》大大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但这一点很难做到有稽可查。 我们相信这些专栏对问题分析的准确度很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不过，这些文章可以证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确能让人更深入地理解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思维方式认识到，人们做出何种选择，是与不同行动的成本和效益密切相关的，而仅仅从政治、社会或心理等角度来看问题的人，是看不见这个层面的。 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到具体的主题，这些专栏文章被分成了若干大项，其中包括：政府管制、人力资本投资、国际贸易、移民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犯罪问题、环境保护、毒品及其他上瘾药品管制、劳动力市场、家庭行为、政治与政府、股市与管理以及老人与社会保障问题等。撰写专栏带给我们的收获 《商业周刊》邀请加里定期撰写专栏文章，我们对此深感荣幸；加里接受了这项差事，我们也很高兴。在过去10年里，总共有130多篇专栏文章刊发出来，而且我们在写稿过程中也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不过，当交稿日期已到而加里却人在国外的时候，或是有了题材却无法完成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不好受了。但我们并没有放缓脚步，因为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不断有令人激动的新鲜题材涌现出来，让我们有米下锅。 撰写这些专栏文章，可以和读者互动，这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乐趣。互动的形式通常是读者来函，有时是赞成，但更多时候是批评我们的某个见解。有些读者的脾气不好、态度恶劣，但大多数的态度是客气的。有时我们希望在稿子写好之前就有读者表达意见，这样就能在文章里把他的看法也体现出来。加里试图做到来函必复，因为他们既然花时间写信过来，出于礼貌也应该得到回复。而且，有时候在我们回信以后，读者会回复更好的意见和看法，良好的互动关系就此形成。 加里经常会碰到读过他的文章而且表现出喜欢这些文章的人，这令我们感到惊喜。有些人甚至说就是因为想读他的文章才去订阅《商业周刊》。我们觉得加里的笔墨心思并没有白费，因为读者在看完一篇专栏后，会盼望读到下一期。这种和学术圈外的人所形成的互动关系，是大多数学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很幸运能拥有这种经验。 从一开始，加里就从《商业周刊》的编辑部及其他编辑和特约撰稿人那里得到很大的帮助。头几年由杰克·帕特森（Jack Patterson）来负责处理这些专栏稿，后来由杰克·普鲁恩柯（Jack Pluenneke）接手，偶尔其他人也会进来帮忙。他俩及其他人给了我们宝贵的建议，也让加里知道在为大众读者写稿时，怎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最近改由布鲁斯·努斯鲍姆（Bruce Nussbaum）来处理我们的稿子。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以及对我们的一贯礼遇。 还要感谢《商业周刊》的斯蒂芬主编。他不断地给我们鼓励，《商业周刊》也提供了很好的政策，让加里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写作；即使加里的看法和该刊的社论或其他评论文章的立场截然不同，也从来不会对加里的文章或意见持任何成见。能够在卓越的《商业周刊》上获得一个小小的空间，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