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增长的实质是 经济增长的实质、动力、途径与经济危机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经济学的全部,是一个逻辑井然,前后一贯的体系,主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这正是今天的经济学中常说的经济增长的实质。在当代,经济增长已成为各国民长期经济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恒古以来不懈的追求。

而现代经济学是在财富的价值的实现形式意义上来定义经济增长的,并非是用实有财富的增长来衡量的。如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学》中给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代表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都是用产品的价值量来衡量的,可他又说也可以说当一国生产可能性国边是PPF向外移时,就实现了经济增长,而这种理解却是指实有财富的生产能力的增强而使实有财富增长。

而实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学者讨论和衡量却是用国民收入值来进行的,而这个国民收入还是实有财富的价值量度——货币形式来计量的。而这个值与实有财富量不是成比例对应的(不同的时期),这里有一个实有财富的增加,是由于新技术的社会化而使用同样多的实有财富对应的价值量不增加的现象,因此,社会一段时期新增财富的增长并不见得价值是同步增加,一段是由于新技术创造的财富的价值社会化后就不计入价值,这样国民收入中就不表现出来,而用价值形式表示的经济增长就不相同了,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区别。

现在通常记录的国民经济增长是社会财富总价值量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想通过这些数据的统计来分析和找出社会经济增长的途径、动力和源泉。

现代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主要靠这四个轮子或说经济增长的四个要素。

1、人力资源。(劳力供给、教育、纪律、激励)

2、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环境质量)

3、资本。(机器、工厂、道路)

4、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

 集约型增长的实质是 经济增长的实质、动力、途径与经济危机
然而古典经济学时代对“财富”的增长的讨论更有实质性的意义,他们如马尔萨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的。他认为制约财富增长的两个根本性因素是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我以为他这种增长财富的因素,从两个层面上分析,较具有逻辑上的方便性。其一,生产能力,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对自然界这个层面上来说的,它主要表现为人类对大自然的力量对比,或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力或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这里包括人的体力、脑力、前面我们讨论过人类的体力是有限的,而智力有无穷的可发展性,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人类智力的发展上,表现为新技术和发明,表现在对自然认识的深入上。

动物态的人所具有的对改变自然物运动状态的本领是微乎其微的,只有当人的智力发展到逐步了解物质运动规律,懂得利用自然界本身的能量(从火的发明运用开始)掌握了物质运动转化所需要的条件开始生产活动,进入了人的时代,因此人类最原始的活动就是以知识生产为指导的物质生产,取火方法的发明,石器制作方法的首创等等都属于知识生产。

在历史中,知识一直是财富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诸如航海的发展,印刷术、火药、蒸汽机、电和电话的发明都是帮助和改变世界经济化进化阶梯,因此,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直被人们自觉意识的强调的主题,尤其是到了上世纪的后半叶,这一点几乎成了世界性共识。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新工具、新工业、新工艺、新技术虽然在以手工艺形式受到一些行会或个人的保密相传但很多技术仍然在飞快的扩散着,如眼镜的发明与传播,风车、马蹬、水车、制陶、制轮技术,这些创新的技术很快遍及整个旧世界,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然而,作为人类一次革命性变革——工业文明——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应用发明,新的分工技术往往改变了过去农业文明的一切,形成所谓第二次浪潮,冲垮了一切旧有的制度,提高了生产力,改变了千成万人民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人民的生活福利。

工业革命以来,新的动力代替了过去利用部分代替人力的畜力,创造了人类改变自然巨大的生产力,短短的两三百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就是生产能力的提高,财富增长的源泉。

在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分工合作的社会生产形式,又大大地加强了人对自然力量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人类智慧的又一创造,人们通过分工合作更加强了人类对自然控制力,因此在社会层面上讲,组织协调好人类社会内部人们的分工合作也同样是一种人类智慧的更大选择,据此人类对自然认识和改造能力大大提高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大大提高,社会财富增长是必然的。

然而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机制中,也存在着必须使这个分工合作体系正常运转的问题,否则,创造财富的能力会大大降低,这也就是马尔萨斯所说的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第二个原因,他认为生产能力受制于资本积累,土地肥力,技术发明等而有效需求则受制于消费。在商品生产社会中,资本积累和机器发明往往使生产能力从而使商品供给发展很快,而有效需求则因消费热情的缺乏,总倾向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商品价格和利润水平就会低下,甚至出现商品过剩,资本过剩,工人失业的危机局面,这会严重地影响财富的增长,因引要促进财富的增长,关键在于促进有效需求的增长。

马尔萨斯在这里很深刻的。本来在工业革命的技术条件下,人类社会通过分工合作来提高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从而使财富有更大的增长,这是人类理性的伟大进步。社会通过分工合作这种组织形式来生产财富比以前个人生产财富增长了几倍乃至几十倍,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然而这个巨大的创造力形式是通过创造的财富在价值规则下相互承认与交换而实现的。若社会这个经济价值体系遭到破坏整个社会就停滞不前。

前面我们做了一个鱼网捕鱼的模型,鱼网的发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巨大的作用和财富的增长与价值增长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表现得一清二楚。现在当我们按照实际的货币经济生活的现实,在这个捕鱼模型中加进分工合作的商品来交换和协调人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关系,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影响,有效需求的几个方面的因素是怎样使财富的增长受阻的,其实这个受阻过程就是经济周期现象。

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创造财富,首先总是表现为社会系统增加财富,再通过财富中的价值量的关系在价值规则的协调下,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计量才能以货币的形式给予承认计量和分配,当社会新增财富时,其中具有价值量必须要有相应的货币量与之对应,才能使其价值量得以实现,否则新增财富的价值量不能实现,生产者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而停止生产,这就是现实经济中的危机现象。在经济危机中,生产力巨大的增长,从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补偿。也就是没有为新增财富寻求出路,作为生产系统的企业家们的支出的生产成本并不一定在售出商品时,在货价收入的形式下由他如数收回。或者说商品的供应有巨大的增长,而市场没有足够的需求,从而引起物价下跌,使企业家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加,根本上说是“有效需求不足”,困难的症结,祸害的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宏观经济体系的创始人凯恩斯对危机根源的经济常识性的描述。

经济危机的这个经济现象是人所共知的,可作为常识来描述,凯恩斯看到了,罗斯福也看到了,而且罗斯福并没有从理论上去证明,仅凭自己的良知和魅力就制定出了有效地克服这些问题的新政策来,并取得了成效。

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积极而努力地从理论上,在人性中去寻找新政策疗法在经济理论上依据,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总量分析体系,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的新纪元,的确是一次经济理论上的革命。

其实,沿着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则分析法,当正确地将其中的基本概念,如财富、价值、货币这三者关系以及分工合作后协调人的经济作为的价值规则分析之后,你会发现很容易得出危机时的解救方案——凯恩斯法,而且还可以统一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等宏观经济学流派。

经济危机时生产力巨大的增长,但没能为它寻求出路。凯恩斯并且提供了一些具体数字证明英国生产力确实有巨大的增长,但没有将其充分加以利用,本来在这种“富裕中的贫困”中全社会应该是富裕的,商品堆积如山,任凭挑选,便宜得简直梦想不到的。但问题是存在着另一部分人,他们是大约有1/4的劳动人民闲着没有事做,又没有积蓄,为了生存,城市街头长长地排起等待着救命的人们,没有收入,没有钱,社会上再多便宜的财富与他们无关。

在理论上讲,商品经济社会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在价值规则的协调下进行的。人们对你创造财富的努力的承认是通过来衡量其价值给予承认和补偿或奖励的,而对其价值的承认是通过换得货币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一定时期的实有财富量总量与一定的货币量相对应的,当生产力由于新技术的巨大成就而使创造财富的热情和能力也巨大增长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主要是古典理论认为政府少管经济的教条和货币是独立于生产体系的观点)必须保持同步增长其货币供应量与之相匹配,使新增财富及其价值得以实现——取得货币,才能维持分工合作体系的正常进行。否则就造成财富量与货币量之间存在一个缺口。

货币与财富的另一个缺口来自于拥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富豪们,他们除了将一部分以正常投资的形式储蓄之外余下的大部分是他们应该消费掉或以实有财富储存的,就像在实物经济中的那样。但在货币经济中他们会将这部分消费不掉的财富再投入进行投资,以换取更多的货币。本来一定的生产力时期社会的投资与消费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富豪们本来应该消费掉的那部分财富,由于消费的有限性和追求人生最大满足或取得最大限度的竞争优势的努力满足法则的要求,将这些财富再投资生产出更多的供应量,这时又加大了一个货币与实有财富的缺口,这时投资者想使这些更多的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而不能,这样已经实现了的财富被富豪们所拥用货币,这时再也不也投入了,更加加大了实有财富与货币量的缺口,危机加重,至使国民经济崩溃。

在危机中,当时英国的确存在着大量过剩的资金。这些资金中每年有一亿英磅以上被借给国外,凯恩斯从社会总的角度上把这种资金的沉淀认为是消费倾向不足来分析。这就形成了货币与财富量的第二个缺口,正是这些缺口而使新增的巨大财富的价值量不能实现。

往往是新技术的发明使投资回报很高,于是全部的社会积累都投资进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这些投资破坏了积累与生产力相匹配的比例,本来这巨大的财富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社会由此而更加富裕与繁荣,但是这新增的财富的受益者并非全社会人共同的,而只是少数投资者受惠,巨大的财富向少数富豪集中加入。这时由于新技术潜在的巨大的价值,只有与资本结合才能发挥出来,变成实现的价值,我叫他新技术创造价值的资本化现象。(有时新技术一开始还会挤压体力劳动者),而这些财富除去社会生产力相匹配的财富而维护社会再生产外,余下的应该是富豪们消费掉或象实物经济时那样自己储存起来。这样社会就不存在过剩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了。但偏偏在分工与交换的商品经济中人们追求财富变成了追求货币,追求财富价值的实现,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在分工合作的社会商品经济中,尤其是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对于社会中个体是财富的凭证,他随时都可以凭此在社会财富的大仓库中换取财富,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财富的凭证并不是财富本身,没有财富的依托就是废纸一张。

一旦社会显示出投资过剩后,拥有货币的富豪就更不敢投资了,社会里显示出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巨大的实有财富中的价值,不能换成货币得以实现。于是就有了多得堆积如山,任凭挑选便宜得简直梦想不到的衣料、被单、毛毯这样如此好的社会财富。其实这是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率而形成的巨大的价值,通过降低价格向货币所有者转移而被社会化的现象,这时,如果大众消费者有些货币不是可以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么?可是遗憾的是很多大众只是靠每天的工作才能糊口过日子,根本没有积蓄,这时的工厂停工,当然很多人失业,无法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不过一旦有了工作后,他同样拿工资会比以前享受到的的质消费会更多些。这就是价值规则通过对危机的形式将生产力提高而产生的价值社会化,带来的大众生活水平一步一步提高。

应该看到价值规则通过经过经济危机的形成将巨大财富的价值社会化,是通过降低价格的这种货币化的形式进行,一次次危机后,工人的生活水平一次一次被垫高,这是由于工人的工资是刚性的,危机主要是物价降,而工资基本上很少降,而是有所提高,这样若把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话,物价降了,相对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升了,一次一次的结果是生活水平垫高,科学技术进步就是这样施惠于社会的。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本来新技术的应用,高的投资生产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可是由于分工社会是通过价值规则来协调和分配的,而经济危机正是价值规则调节的一种形式,因此,在价值规则单一的协调下是很避免危机的发生的。必须有其它的规则来配合,来消费危机中货币与财富的两个缺口。

第一,在国民经济的政策制定上必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同时,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新增的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

第二、正确的方式使技术中的价值社会化而提高有效需求,如规定工人工资随财富的增加率同步增长,扩大社会低收入群的失业保障,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

第三、引导社会投资,用财政投资的方式改善投资结构,扩大公共工程的投资,使生产力的提高惠及全社会,从而社会化,或叫富豪们过多的货币变成储存在公共工程中的财富,改变了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危机中,政府一方面引导富豪们沉淀的货币转化为公共工程的投资性的储蓄,而提高了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半通胀的形式剥夺货币持有者,扩大的货币的供应量稀释了货币中的价值量,从而达到了改变投资结构和使社会过剩的财富的价值量得到实现,而有利于投资需求的提高。

当经济恢复正常之后,就不能象对待危机时那样采取非常的经济政策,而只是应该渐渐地控制货币供应量(与财富增长同步的货几点供应量),通过增加工资和税收而使生产力提高而增长的财富逐步社会化,这样不致于产生巨大的经济波动。而又不至于使用半通胀手段使物价上涨,而不至于产生滞胀现象。

当我们从价值规则的角度对危机中巨大财富的价值不能实现的现实进行分析后,我们当然就能得出解救危机的方案,但要知道凯恩斯《就业通论》只是危机解救经济学,也就是危机阶段的断面经济学,若从整个经济的全过程来看,按凯恩斯的方法,财政的与货币的政策来救治危机是可行的,有效的,但若长期按此法必然导致滞胀现象。在这一点上凯恩斯自己也很清楚,他说:“用投资来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乃成为一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大……每一次我们以增加投资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了明日经济均衡之困难。”

而增加货币的半通胀的货币政策,也只是应急的零时方案,而真正正确的方案应该是:一、首先预测一国潜在生产力,使财富增长的增长率,为使之充分得以实现,必须按照一定的经济增长来增加货币供应量,使财富价值货币三者关系相对应;二、  价值规则要求的财富社会化,人们自觉地用制度来使之平稳,使新技术增加的财富的价值社会化,惠及全体大众;三、通过税收的再分配,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减少货币沉淀,改善投资结构,使其生产力水平下投资结构合理;四、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加强贫困补贴,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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