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 时间与成本



  一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即只有可延续的时间,经济发展才有意义,否则人们只有从历史遗迹与教科书上去回忆那些已经中断和逝去的文化与文明。在这一点上恐怕没有什么疑义。劳动力价格是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表明了经济体的竞争能力。在这一点上恐怕也没有什么疑义。当人们将时间与成本结合起来来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时,很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来维系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点上恐怕是存有疑义的,因为两个没有疑义观点的结合,并不必然得出第三个没有疑义的观点。

 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 时间与成本
   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围绕工资问题而展开的。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年均在9%以上,而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尤其是在近十年,上涨非常缓慢。也就是说,广大企业职工很难从国民经济的增长中获益。这种现象除了凸显我国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之外,还与其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即认为在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国内有的学者反对建立中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重要的理由之一即是建立统一社保将严重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外资将流向没有社保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国家,从而削弱而非加强社会稳定。

  在工人的工资构成中,一部分是作为劳动力价值付给了劳动者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即解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另一部分则本应是劳动力价值的更大部分,包括劳动者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子女抚养及自身素质提高方面的费用。但在我国现实经济活动中,工人们得到的增长缓慢的工资,主要是第一部分,即解决自身生存的部分,而第二部分体现更大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往往被作为利润被以各种方式拿走,从而使劳动力的真实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出现割裂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了劳动者自我发展的物质基础。

  这种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社会效果看,它直接加剧了劳资关系的紧张程度,因为被剥夺的一部分工资正是职工用于未来发展与改善生活状况的基础,将他们的这部分工资剥夺,等于使他们丧失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他们所拿到的工资只是用于自身简单再生产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些工资只是作为解决当前生存所必需。一个只能顾及当前生存而毫无未来可言的人,今后是不确定的,其现实行为只能是短期化的,因而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的信任,他们就像一堆干柴,遇到一点的火星,就可能燃起冲天大火。

  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规模,从而成为产业低端产品的低成本优势的来源;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源的素质,从而成为产业高端产品的高品质优势的来源。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已成为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附带出来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即劳动力成本越低,企业越不愿意投资新技术和新设备,另一方面,企业为了保证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就越不愿意为职工提高工资,职工的素质与技术水平就越得不到提高。“低劳动力成本”下的“低技术陷阱”使我国的产业工人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为低技术下的低劳动力成本使其不可能获得高额回报,低廉工资只能用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没有能力提升自己的素质与技术;而劳动力的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状况,又向他们表明,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因此这等于变相剥夺了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黑心的企业主更有条件变本加厉地压榨他们的血汗,使本来就十分尖锐的劳动关系更趋激化,最终酿成此起彼伏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可见,廉价的劳动力优势问题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个工人工资的问题,它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视这个问题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我国的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也应对此有所警惕并适时进行相应调整,实现我国由劳动力资源大国向劳动力资源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对我国来说,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重点工作,是一个“变”的因素,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人的改变,是一项长期艰巨甚至需要几代人努力的工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不变”的因素。许多下岗职工艰难的转岗和再就业过程,并非由于没有新的工作岗位,而主要是由于自身素质无法适应新的岗位要求的状况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但政府政策的厚此薄彼显然忽视了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人的作用,几乎是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并非意味着无限供应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则是比经济结构调整更需要有战略性的眼光和胆略。首次在上海召开的由英国经济学人集团主办的亚洲制造业圆桌会议上,罗克韦尔自动化控制与信息集团高级副总裁斯蒂文开场白中的一句话——“低成本劳动力并不是可持续的竞争力。” ——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低成本往往意味着低技术、低素质与低收益,最终是低竞争力。要使我国劳动力状况得到改变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政府政策必须调整,首先改变我国职工劳动力素质提高缺乏应变资源的问题。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劳资关系是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也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当“胡温新政”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时,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关系中表现得最尖锐的恰恰就是劳动关系。可以说,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健康而有吸引力的经济环境,就没有社会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就丧失了。

  在我国的经济工作中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市场经济即是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至于公平则是一个“兼顾”的观念,即,能顾及公平最好,如果不能兼得效率与公平,那么可以为了效率而牺牲公平,因为效率意味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必须具有可持续性,如果维持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结果是丧失未来发展的自我提升能力,那么这种所谓的“低成本”优势,恐怕并不具有可持续的时间意义,人们所期许的以发展来解决一切问题的美好愿望也只能化为泡影。

  从可持续的时间因素与廉价劳动力的成本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看,时间是目标,成本是手段;时间具有绝对性,成本具有相对性。如果从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来看,劳动关系成为处理时间与成本关系的关键,即良好的劳动关系可以使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长期处于不断自我提高之中,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恶劣的劳动关系将榨干劳动力的养份,最终丧失廉价成本优势,从而中断经济的发展进程。劳动关系是经济环境,既与时间有关,也与成本有关,因此应当引起经济政策制定者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高度重视。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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